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2-0055-05 1 这里所说的“当代文学史”，主要指“通史”，包括学术性专著和大学文科教材，但也会谈到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专题史、文类史等。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于现代文学史。有的人私下甚至认为，现在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不能读。这当然也包括我过去参与编写的那些。这话在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听起来，很受刺激，也颇为伤心（有的则很愤怒）。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偏激。不过，认真想想，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这20多年中，确实问题不少。从不少著作中，可以看到在文学史观念、评述体系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这方面的“从业人员”不努力的缘故。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还是努力，也很辛苦的，至少是不比另外门类的研究者更偷懒。 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很多，平心而论，我见到的重要几部，各有特色，可以见到编著者在更新观念和方法、改革编写体例上所作的努力。举例来说，刘锡庆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略》[1]，除对文学思潮做简要评述外，主要文学侧重各体裁的创作，将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介，与某一体裁的时期特征和演化状况，交互渗透，突出对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的总结。于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2]，似乎是最早见到的当代文学史的个人撰写著作。过去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编写。集体编写解决了个人在资料处理上的难度，但也带来常见的不平衡、不统一的问题。于可训的“史论”评述扼要简洁，对当代文学各阶段的特征和文学思潮、作家创作个性的分析，常有颇富启发性的见解发表。赵俊贤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综史》[3]，以作家的“文学观”，作品的“文学形态”，文学运动的“思潮模式”作为角度来描述当代文学现象。也许会觉得那些形态的划分有些琐碎、僵硬，框架的设定也有些“先验”，但确实表现了突破原有框架的可贵努力，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试验。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4]，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编著者长期从事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经验充足。这次对80年代的三卷本做了全面修订，学术水准有长足提高。修订本的篇幅做了压缩，分上下两卷。在材料的丰富、翔实，体例和评述的稳妥上，这部史著表现相当突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编》（张炯主编）[5]，在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中规模最为宏大。《中华文学通史》共十卷，当代部分占了三卷，这种分配方式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这部文学史内容全面，除中国大陆外，也包括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同时，也很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的文类外，还设儿童文学、电影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各编，这些都是创新贡献之处。这部当代文学史，写入的作家、批评家、作品最多，资料也很丰富。但参与写作的人员实在太多（约30人），各部分水平有极大出入，材料也有不很准确的地方。由于追求全面，有时成为作家、作品的罗列，但“座位”再多，也还是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因而也引发一些矛盾。而且，这部文学史好像很看重作家的官职，主席、副主席、代表、委员的，不厌其烦。不过，从这部书的规模和涵盖的面看，它仍是值得重视的著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社科院文学所组织集体力量，还编写了两部当代文学史性质的研究著作。一部是杨匡汉主编的《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6]，另一部是杨匡汉、孟繁华的《共和国文学50年》[7]。两书均以专题方式，来总括地评述当代文学进程，将史论加以融合，对许多问题有深刻的阐释。丁帆、王世城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8]，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史中的“断代”史论。作者设想对这一文学时期的评述，能摆脱“政治性”的是非判断，“真正”从“文学本身的价值确证上”来解释文学现象。另外，在90年代末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还有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9]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0]。 2 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的那种指责，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也要承认问题不少。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尽人意的原因何在？一种说法是，在被称为“当代文学”的领域，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有“才气”的人不大愿意从事当代文学史工作。在我看来，换一种方式说可能要稳当一些。这就是，在80-90年代（至少是到90年代初），许多有才气的人更愿意做文学批评和现状研究。“文革”结束以后，跟踪、把握当前的文学现象，发现有价值的文学问题和作家作品，确实比研究当代文学史更具有挑战性，更刺激，似乎也更有学术含量，当然也更容易产生社会效应。只要回顾80年代文学界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况且，在80年代，所谓“当代文学史”，要处理的是50-70年代的文学现象。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性”，在当时正受到普遍质疑。在未能有新的视角来证明其对象具有关注的价值的情况下，它的被忽略可以说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张颐武在一篇文章[11]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被限定在“现状”研究之上，而忽略了“史”的研究的原因，是“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巨大的学科优势造成的。他说，在“新时期”，“当代文学”一开始是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不能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而80年代“个人主体”的这一主导性话语，在“现代文学”中能找到最有力的例证。于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轨迹，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五四前后的辉煌起点（高峰），其后是不断退行、下降的过程。张颐武描述的，确是那个时间的主导思路。尽管对下降的起始点看法略有不同：有的定在1928年“革命文学”提倡时期，有的定在1937年的抗日文学，而对“文革”时期是“谷底”的看法却很一致。那时普遍认为，“文革”结束后才有了文学的“复兴”，这一“退行”才宣告终结。这样，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探索自然没有必要，“当代文学史”被看做是“次等学科”，当代文学研究也就被理解为“共时”的现状研究。对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这种理解相当普遍，如《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影响很大的论文。最近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如孔繁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处理1949年“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文学时，采取了极大的压缩、忽略的方法，来表达这种评价。它取消了“当代”为标志的时期划分，从1917年到1996年，是一个大的时期，并画出了这一时期的“下降”、“退行”的轨迹。应该说，这一理解，这一轨迹的描绘，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