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是发展史的学科，也是充满了风险的学科。它的不确定性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也是同其他历史性的学科最大的差异。因此，当代文学研究更应该具有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这一意识包括当代文学的知识性建构、基本概念的清理与界定，基本史科的整理与识别、重要作家作品的学术化研究等等。就学科目前发展建设而言，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当代文学史是代表这一学科整体水平的标志性的研究。它不仅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框架性的结构，制定学科的规定性和规范性，同时，它更以知识的形式在大学教育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概从1959年即共和国诞生10周年时就已经开始。80年代至今，先后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已有数10部。但是，从50年代末至今，由于受到当代文学性质，苏联写作模式以及传统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影响，当代文学史形成了长期自觉遵循并难以突破的写作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表现是，集体写作，教科书性质，以作家与现实关系排定位置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方式进行的文学史写作。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难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来表达。在对“个人化”，“个人主义”反复清理的过程中，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成为别无选择的惟一形式。当然，这个“集体”也不是某个特定的写作集体，而是指一种被放大了的意志和思想。作为教科书，其性质也决定了它必须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当代文学史的这些外在的规约，也决定了它对当代作家的评价的尺度。也就是说，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首先考虑的是他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他的艺术成就。这一写作模型是失败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水平发生较大变化，是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在那本著作中，他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止第一次以充分规模的个人著作的形式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同时也突破了制度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除了洪子诚的著作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50年》，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也几乎同时出版。这些文学史著作从整体上提高了当代文学学科的水平，而且当代文学能否写史的争论也因些而终结。 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它面临的挑战仍是无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是当代文学完备史料的难以建立。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具有相对完备稳定的史料积累，通过长期的识别，梳理以及分类，建立起学科的历史范畴和知识体系。没有这样的积累，学科的规定性就无以建立。但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客观上尚不能充分提供的困难，也就是说，与当代文学相关的一些材料由于时间和其他原因，解秘的条件尚不具备，有些材料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对现有的材料也缺乏细致的梳理和整理。目前出版的史料编撰，不仅数量稀少，而且也较为简单。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尚未得到反映。各种文体作品的编辑，虽然种类不少，但重复太多，思路相似。更多的边缘性的，长期得不到研究的作家作品，仍然处于被悬置的状态。于此相关的，是各种文体史研究的薄弱。当代小说史，散文史，批评史，戏剧史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思潮史的研究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朱寨主编过一部之外，至今尚无新著问世。因此，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虽然初具规模，但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上述分析，在未来10年之内的时间里，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和文体史的研究将会得到极大的重视，并将进一步促进文学史写作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