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8年间，平津文坛出现了一个以“新写作”为标识的文学试验潮流和试图建立新的文学传统的倾向。事实上，这个文学试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沈从文、废名、冯至等人的文学探索活动。在抗战胜利后，他们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满怀希望，要在处于政治和文化边缘状态的平津地区再来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们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文学试验，将文学试验与新文化的建设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一批“新生代”作家在他们的发掘和吸引之下，也积极地参加到文学试验中去，并引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从而使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文学试验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发展，有了一次短暂的接轨。 一 “打开一条生路”，从文学试验开始（略） 二 “新写作”作家群的形成 1946年8月27日，沈从文复员回到北平，这一年的9月他写作了杂文《怎样办好一份报纸》。在文章中，他回顾了报纸副刊对于推广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发挥的重要意义，并对时下报纸副刊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遗憾。应该说，这个遗憾已经包含了沈从文对如何发起这场文学试验的想象。 战后的平津地区报纸发行颇盛。报纸的新闻内容相对比较集中，政治新闻集中于1946年的“协商”，1947年的“立宪”，1948年的“剿匪”；社会新闻主要集中于物价变动和经济风潮。正如沈从文所说：北方平津报纸多，新闻少，报纸还真正值得作事情”，“一个有理想，有眼光的报纸主持人”能够“从副刊上作各种发展”；而“报纸分布面积广，二三年中当可形成一种特别良好空气，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人民自信自尊的生长，国际关系的认识”（注：沈从文：《窄而霉斋废邮（新十九）》，《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7年9月28日，第23期。）。这一时期平津的报纸副刊极为繁荣，几乎各大报纸都办有文史类副刊，如《大公报》（天津）的“文艺”、“星期文艺”、“图书周刊”，“文史周刊”；《新生报》的“语言与文学”、“文史周刊”、“故都文物”；《华北日报》的“文学”、“俗文学”、“国语周刊”、“现代报学”；《经世日报》的“文艺周刊”、“读书周刊”、“禹贡周刊”；《益世报》（天津）的“文学周刊”、“史地周刊”、“宗教与文化”、“人文周刊”等。沈从文在比较沪宁和平津的报纸副刊时指出，沪宁地区是政治斗争的中心，所以沪宁地区的副刊主要为杂文副刊；而平津文坛要坚持作文史类副刊，以便保持文化品位，推动新文化建设（注：沈从文：《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节引本刊第一回的《编者白》）》，《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1月1日，第64期。）。不言而喻，各个文学副刊将成为他们进行文学试验推动新文化建设的主要阵地。 由于资金缺乏，杂志数量比较少并且一般都寿命短暂，其中纯文学杂志的数量更是少而又少。在这些少量的纯文学杂志中，影响较大而且品位较高的主要是《文学杂志》（由朱光潜主编，在上海出版）和《现代文录》（在北平出版）。《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录》的主要编者相同，都是朱光潜、沈从文、杨振声和冯至。《现代文录》出版于1946年12月，正好在杨振声的“打开一条生路”的呼吁两个月之后，因此被视为“开路”杂志，而较高的文学品位使它成为了“北方文化复员与文学运动展开的第一面旗帜”（注：丰草：《现代文录第一集》，《大公报·读书周刊》，1947年1月25日。）。《现代文录》发行了1期后就告停刊，紧接着在1946年年底，朱光潜、杨振声和沈从文等人就开始进行《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 对于这些副刊和杂志，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希望。沈从文明确地表示希望通过文学副刊保留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所造就的文艺试验的传统”（注：沈从文：《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节引本刊第一回的《编者白》）》，《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1月1日，第64期。）。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的《复刊卷首语》中的“重申目标”也明确地表达了开拓新的“纯文学”写作的要求。除了在这篇“卷首语”中“重申目标”之外，朱光潜还重新发表了《中国文坛缺乏什么？》（注：朱光潜：《中国文坛缺乏什么？》，《平明日报·星期文艺》，1948年3月6日，第47期。），这篇文章曾于1936年11月4日在北平《世界日报·明珠》上发表，可以说是朱光潜1937年编辑《文学杂志》，以重振京派，宣传“纯文学”写作的前奏。这篇文章的重新发表进一步表明了朱光潜开拓新的“纯文学”写作的决心。同样，朱自清力求将《新生报》的副刊“语言与文学”办成十年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的刊物《语言与文学》，也体现了朱自清要继续三十年代所形成的纯学术研究风气的决心（注：朱自清：《周话》，《新生报·语言与文学》，1946年10月21日，第1期。）。沈从文认为创办这种具有文学坚守精神的副刊，“对读者言，将为一个包括广大范围具有情感教育的机构”，有利于培养出具有高尚文化精神的读者群；“对作者言，将为一个包含极大宽容自由竞争表现新作的据点”，有利于培养一个具有自觉的文学坚守精神和文学创新精神的“新生代”作家群（注：沈从文：《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节引本刊第一回的《编者白》）》，《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1月1日，第64期。）。事实上，早在1946年1月，北大、清华、南开尚未复员时，平津文坛就已经发出了培养新作家的呼声：“过去在北方的《文学季刊》、《水星》、大公报《文艺》、北平晨报的《北晨学园》，曾经培植出许多作家。这些作家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地，也有的在遥远的海外，我们遥祝他们的健康，并且欢迎他们早日回来，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文坛仍然完全由这些人来主持，我们另外还得有一批新的，必须随时有新的后继者”，而“现在正是培养这些新的后继者的最佳时机。”（注：李道静：《我们北方的文坛》，《大公报·文艺》，第6期，1946年1月13日，李道静，笔名麦静，抗战以前开始发表小说，受过沈从文的指导，沦陷期间为北京大学职员。抗战胜利后，继续在《文艺时代》等刊物上发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