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2-0105-08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浩瀚星空里，有一颗引人瞩目的星——被茅盾称为“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徐志摩。[1]他曾数度欧游，在西方的星空下全身心地沐浴斑斓的星辉，而后才升起于东方的夜空，焕发缤纷的异彩，迥异于其他的星系、甚至同一星系的其他星座。虽则其生命短暂如流星，但他横贯东西、纵接上下的痕迹已决定了他独特的位置。不论是相对于外国文化的参照系还是中国文学的坐标系，要读解徐志摩，比较的眼光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持比较之“刀”方能“切中肯綮”，由此就决定了“比较”角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能使被比较的各个文学对象之间，由于相互参照的角度、层次更广更深，更易于确定事物的特性，更易于发现彼此的同异及其内在联系。在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不久，新月派诗人朱湘就将之与中国古典诗和外国诗进行纵横比较，主要侧重于文体和艺术形式的分析。这种跨越东西方诗学的开阔视野和切入方法为后来的研究作了很好的榜样。较早自觉且系统地用比较的眼光评析徐志摩的是穆木天，他于1934年写《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就徐的人生态度、理想主义、文学倾向的生成等较全面地进行了渊源探索，明确指出徐的思想、艺术均乃直接受西方的“熏陶”所致。他提出一命题：“如果有人对于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文学同徐志摩的作品对照起来，作一个比较研究，我以为是很有趣味的。”随即开列徐所受的影响来自于：卢梭、哈代、梅垒代斯、曼殊斐尔、西蒙兹、泰戈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尼采、丹农雪乌、歌德、柏拉图、雪莱、拜伦、济慈、渥兹渥斯、卜雷克、波多莱尔等。这一长串西方群星的名单，虽则被草草开出未及逐个详述，但穆文作为一篇“纲领性”的比较文学论文是当之无愧的，为深入开展比较性探讨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遗憾的是，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几乎无人有胆量去接过穆木天传递的接力棒。只有在1957年“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新月派同仁陈梦家曾斗胆陈言，重复了类似于朱湘的观点，指出徐诗的形式受到十九世纪英美诗的影响，在用词和语法结构上“得益于旧诗文和留心口语二事”，并说：“我个人总以为这一条道路是正确的。”[2]陈文一发表即遭批判，难得冒出的这一点“火星”又被扑灭了。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被闭塞的“比较”之眼才又重新开放，即渐渐走向真正的“百花齐放”。 近二十年来，徐志摩比较研究的论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致看来，其研究形态与成果呈现出这样一种可喜的趋势：从宏观概括到微观分辨、从偏重外国影响到兼顾本国度量、从一元专攻到多元扩展、从文学艺术到文化心理的观照，这标志着穆之后真正的“薪火相继”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一、从宏观概括到微观分辨 认识一事物之初，往往习惯于从总体上概览其主要面貌，从而抓住其主要特征。这种宏观研究视角在评价一作家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定位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系统性，从而使个案分析不至于太过“离谱”。从比较角度研究徐志摩就是在这一宏观层面上开始的，且从狭义的“比较”即比较文学的角度展开的。徐志摩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浪漫派的影响之多之深是非常明显的，他的诗“沦肌浃髓渗透了19世纪英国浪漫派的风味”。[3](p.133)因此，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这一主流倾向，从徐诗题材（如自然、爱情）、风格等寻找英国浪漫派诗的影响。超越此局限的是孙乃修，他用动态发展的眼光从徐诗的总体走向上对其所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了全面的俯瞰，指出徐集泰戈尔、华兹华斯、雪莱、拜伦、济慈等“浪漫派之情热”、哈代“悲观派之阴冷”与波德莱尔“恶魔派之奇崛”于一体。[4]孙注意了徐心灵历程的阶段性、层次性、多面性及其诗歌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流变性，这种宏观把握是科学的、准确的。 徐是个很“驳杂”的人，必须借助微观的具体分析才能考辨其复杂性，也弥补宏观把握的粗略性，研究界转而深入细致地分析其宏观“阶段”的丰富性。仍旧以外国诗歌的影响研究为例，微观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对个体作家的分述。最突出的就是由以前对英国浪漫派的统论转向对派中不同作家的区别论述。分析较透彻的当属毛迅，在论及徐诗“浪漫的启动”一节时，他追根溯源到“先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布雷克，对浪漫派中每一位施予影响的人物都作了个别性的探微，从而描绘出徐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斑斓色彩。[5](p.178)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拜伦和雪莱。以往人们总是把二者混为一谈，只见其共性而未辨其差异。徐对雪莱和拜伦的传承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有人看出徐有着与雪莱“爱真理”、“爱勇敢”相似的“人格追求”，但作为“个人主义者”，徐离拜伦更近。[6]这种细微的区分是把握徐本质的分辨，有其重要性。之后又出现比较个体作家的单篇论述，如与泰戈尔、华兹华斯、曼殊斐尔、哈代的单独比较，这些都标志着研究的细致化、精确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