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不论是在艺术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与中国古代文学(包括中国近代文学)具有承继关系,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二者之间具有质的区别,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那么,具体地,什么是构成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质”的区别呢?我认为,语言体系的不同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类型上不同的根本原因,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以及转型过程中“思想革命”等都可以从语言体系、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上得到深刻的阐释。本文中,笔者就以胡适的《关不住了》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为例来具体地进行实证分析。 胡适不仅是新文学理论上的倡导者之一,而且也是新文学实践上的开创者之一,他首先尝试写作新诗,被称为“第一白话诗人”。而新诗尝试中最具有开创意义的是《关不住了》: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五月的湿风, 时时从屋顶上吹来; 还有那街心的琴调 一阵阵的飞来。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在诗的末尾,胡适自注:“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译美国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从思想上说,这首诗简单明了,标点符号把层次和意思表达得非常分明,不存在意义歧异的问题。胡适说这首诗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注: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言外之意当然也是整个新诗的“纪元”了。但“纪元”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它的“纪元”性从根本上在于它在形式上超越了传统和在内容上表现了一种现代精神。在形式上,它打破了旧诗词格律的限制,句式和音律都是自由的。在语言上,它不再遵循过去的文人化的、贵族化的文言,而以白话入诗,即“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注:胡适:《谈新诗》,《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在形式上,胡适“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律”,“做长短不一的诗”,追求“诗的散文化”、“诗的白话化”,从而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关不住了》正是在首先实现诗体解放的意义上具有“纪元”性。在内容上,它通过描述政治伦理与自然人性的冲突,描述爱情作为人性对道德的胜利,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与渴望。“自由”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内容,这不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基本内涵。胡适评价周作人的长诗《小河》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以及“意思神情”“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关不住了》其实也是这样,它正是在思想解放的意义上也具有“纪元”性。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这首诗都表现出了对传统的反叛和对现代的追求,“自由”精神是其核心,形式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二者有机地契合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意境,难怪胡适非常自得的。 从语言上说,新的语言方式以及深层的思想思维是构成这首诗具有“纪元”性的根本原因。这有两层涵义: 首先,正是因为“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体的解放。与文言相比,白话更具有自然性、自由性,更缺少形式和思维上的束缚,所谓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都与白话的本性有关系。胡适这里的“译”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翻译”应该有很大的不同,胡适主要是在诗的意象和意境上借鉴Teasdale诗作的意义上而称为“译”,实际上它具有巨大的创制性。此前中国已经有很多译诗,但都是用文言,用中国传统诗体,译作最后都被“归化”为中国旧体诗词,具有“古典性”。而胡适以白话入诗,“诗的白话化”则不仅改变了译诗的体制,而且改变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固有模式,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从而具有“纪元”性。 其次,正是“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歌在精神内涵上的实质性变革。所谓“诗的白话化”,主要是“作诗如作文”,也即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单从艺术精神上来说,这和晚清黄遵宪提倡的“吾手写吾口”非常相似,但二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不同关键在于“话”与”口”。无病呻吟当然是晚清文学的病症之一,但晚清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不在于“口”与“手”的脱节,而在于”口”的传统性,在于传统的语言以及相应的传统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不相宜。因此,是语言而不是“写”规定了晚清文学的传统性,晚清文学需要从根木上进行变革的是“口”而不是“手”。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当然也有文学技术改良的意义,但他的实际意义主要不在“说”而在“话”。由于胡适特殊的经历以及学识修养,特别是他长期的留学生涯,他所说的“话”和黄遵宪所说的“口”已经有本质的区别,黄遵宪所说的“口”是古代汉语话语,仍然是古代思想和思维方式。而胡适所说的“话”则主要是现代汉语话语,它外形上与传统白话非常相似,但实质上是西方话语,具有现代西方的思想和思维性。事实上,《关不住了》作为译诗恰好说明了它所表现的爱情与自由的思想的西方性。正是在语言的深层次即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新诗与中国古代诗词在总体上有根本的不同。《关不住了》用现代白话表现现代思想,具有巨大的创制性,因而具有“纪元”性。 新诗的本质是什么?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如何看待现代人写作旧体诗词?这都是非常复杂而不易说清楚的问题。但必须承认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本质区别,其中语言以及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构成这种区别的最重要的因素。古代汉语和由古代汉语所规定的古代思想是中国古典诗词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现代汉语和由现代汉语所规定的现代思想是新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新诗在胡适之后,不论是在具体形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在总体上没有违背现代汉语与现代思想这一基本原则,否则就不能称为新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胡适的新诗创作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