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发出征集，全国百名批评家推荐的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在世纪末帷幕即将落下之际面世，它们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华的《活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务虚笔记》。 应该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九十年代文学地形图。问题可能就在于，作为限定词的“影响”有些模糊。如果是指文坛内的“影响”，那么有的被批评家们普遍看好的优秀作家作品，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等没有入选，似乎就有些遗憾了；若是指社会“影响”，有的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阅的作品，即使是边缘作家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也不应被忽视。还有，也许是参与投票的批评家的偏爱，也许是知识共同体中掌握话语权的人文化价值取向上的相近，所以入选的作家除个别人之外都是八十年代成名的。尽管正如本文下面将论及的——这里具有一定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合理性，但同时它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九十年代文学基本上沿续着八十年代社会的共同想像。因此，它引起人们的质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我想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地否认这份作家作品目录。因为，它一方面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当然，这种意义并不是指盖棺论定上的，而是说它为今后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参照。至于其中的感情、偏爱与惯性思维的因素，应由历史的间距去过滤。在文学史写作上，那种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的企图不啻是一种虚妄。另一方面，它是精神同代人的文化指证。这些作家作品至少包含了这个暧昧时代部分文学知识分子精神文化与审美需求上的追求。正是出于上述两种意义，我面对这份作家作品目录，想要追问的是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什么，它们的入选意味着什么。 一、同代人的不同追求与相互交叉 从作家研究的角度出发，这份作品目录最引人注目之处，大概就是“知青”一代作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八位入选作家中竟有五人属于“知青”作家：王安忆、韩少功、张炜、张承志和史铁生。（注：我这里使用的“知青”概念，不是指涉文学题材，而主要是指作家的代际身份，这一代作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共同历史体验，即他们都曾接受过理想教育，经历了“文革”，下过乡插过队。） 关注九十年代文坛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作家群和七十年代后作家群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颇有创作活力，尤其在私人化话语和女性意识的建构上，他们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新空间。与此同时，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归来者”一代在逐渐消隐，而庞大的“知青”作家群体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有一部分人继续在文坛守望。把这批精神守望者的代表作品作为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是否标示着九十年代文学仅仅在重复八十年代的剩余想象呢？我觉得，在下结论之前还是先检视一下入选的作品吧。 王安忆是一个极富创造潜质的作家。自新时期以来，文学场景急速变换，能够接受这种挑战并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而王安忆则是这为数不多作家中的具有个性的一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她以类似弑父的《叔叔的故事》，拆解了虚假的神圣与崇高。其后的《纪实与虚构》在漂泊孤独的情境中，潜入历史追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长恨歌》则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都市民间社会和私人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地体察。主人公王琦瑶如花的生命偏偏绽放在风雨飘摇的年月，她为了短暂辉煌付出了绵绵无期的卑微生活的代价。在整个社会都被政治高度整合的年代，她仍然自主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把人生往小处做，为了世俗的情爱默默地承受时代和命运重压。当这个社会在渐渐理解个人的潜在欲望，并试图争取合理满足的权利时，她却美人迟暮死于非命。王琦瑶作为都市民间社会的女性，当然不可能有什么“飞扬”的人生理想，只有在虚荣与骚动的生存空间中锻炼出来的贴肤可感的物质和情感的需求，而她的生动就在于，为了实现这微末而真实的感性生命欲求，以上海女人的本能，谨慎地抗争与妥协，艰难地冒险与算计。而且，小说把主人公的这种个人性情推向了极致。 王安忆以温情目光打量王琦瑶，一方面纵向地抓住人物的自我与个体本真生命的关联，探寻人性与个体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并没有放弃横向的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关联。不过，外在世界在小说中是以淡远的背景出现的，在王琦瑶的眼中，这个外在世界不啻转换成了一种冥冥的命运，她默默地承受又死死地抗争。王安忆在人物自我与命运关系的把握上，显得颇有信心，所以充分地发挥了她所擅长的感性认知与情绪体验的叙述方式，既呈现了一个普通市民的生命韧性，也显示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生困境。 张炜的《九月寓言》与八十年代的《古船》相比，无论在小说形态上还是思想意蕴上都有所不同。《古船》用的是“举隅性”的叙述方法，即潜入历史打捞生活的片断，用残存的记忆重新构想过去的整体生活。作者强调的是他所呈现的历史片断的真实性。《九月寓言》则是“寓言性”的叙述方法，即文本表层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种隐秘的意义。小说以变形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情，既向我们揭示又向我们隐瞒。从内容上看，《九月寓言》描述了小村人的生存形态：首先是对他们最基本也最强烈的生存欲望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描绘，比如对“地瓜”和“黑煎饼”的热望，还有“打老婆”、“拔火罐”、在野地里“奔跑”等。其次是对小村人的精神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如“忆苦思甜”。最后，还讲述了小村内部的情况、小村与矿区的关系。作品并没有回避小村物质与精神的贫乏，也没有忽视权力对人性的戕害，但是它没有沾滞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上，也没有目不转睛地盯在具体的苦难与痛苦上，而是把生存的历史和现状放置在更为辽阔的生生不息的宇宙中，用更为抽象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去理解人类的生活和苦难。这样，过去的苦难融有生命的真义，现实的痛苦也显现生存的本相，而平凡的生活中具有本质的意义。在默默无语又包融一切的大自然中，在所有生命的生死轮回之中，小村人的痛苦和苦难都显得那么淡远和浑融。这倒不是说作者对生活中的痛苦和苦难视而不见，而是说他想沿着人的恩怨仇恨的根须深掘下去，试图抵达永恒之处。作者不但懂得拒绝，也开始尝试忍受。从某种意义上讲，张炜再次沉溺到早期的野地情结，不过这种回溯不是平面上的重复，而是深层次地自我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