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弹指过去。回顾历史如何跨入90年代，风声蹄影，历历如昨。 1990年是一个转折点。“荆门中断楚天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敞开的文学背景，就像皮影戏一般，由于有了那样一束记忆之光的照射，许多被称为散文家的角色，以及作为社会行为的写作和出版，观察起来也就容易得多。开始时，有几名作协人物陆续登场，兜售各自的货物，譬如玩具，玉器，游泳衣，铜钱和陶片之类，接着是一批评论家和出版商，见到货物，随即手牵手把他们围了起来，给他们戴纸糊的帽子，蒙上面具，穿庄严或怪异的袍服，极力把他们打扮成小偶像，然后哄抬和贩卖他们。读者闻讯蜂拥而来，但是这些膜拜的人们一层层被堵在外面，根本看不见作家和他们的货物，只看见他们的高帽子；后来连高帽子也看不见了，只听得他们的名声，于是啧啧称奇，于是交头接耳，于是广为传播以至终于欢呼起来。既是集市，又是集会和赛会。就在场景转换的间隙，也即历史静场的瞬刻，出现了散文写作和阅读的狂欢。 变革的时代是大时代。大时代方生方死，可生可死，鲁迅对此说过很深刻的话。他对“革命文学”的意见也很精辟，令人深省。论述时，他把革命和文学分开，以革命证文学，又以文学证革命，可以说互相印证。譬如说，如果革命时期的文学没有对新体制的讴歌，也没有对旧体制的挽歌，就可以推知真正的革命未曾发生过。反过来，如果革命遭到屠戮，受挫折了，处于低潮，“革命文学”居然可以趁机高扬起来，那么，这种文学一定是假的，是有毒的“甜药”。他是反对文学超时代的。 关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看待文学自身的演变和价值，鲁迅提供了一种很独特很有创意的判断方法。 1.主潮，流沙，以及飞扬的泡沫 就思想倾向和整体风格而言，90年代散文与建国后的主流散文有联系，但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大约这同一批现代文本的发现有关。 所谓发现，是因为长期的意识形态专政，排除了“资产阶级文化”；像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著作，一直得不到出版。在教科书那里，他们只是作为魔鬼的代号或符码出现。80年代，这批人物几乎是集体亮相的，他们的文字，因为迥异于刘白羽、杨朔、秦牧一类而使青年读者和协会里的作家充满了新奇感，甚至敬畏感。但是，由于当时气候燠热，大家忙于上街，实在顾不上，或者根本没有耐性躲起来吃苦茶，弄闲书，说俏皮话。等到秋气骤降，这些宜于调和生活的悠闲、幽默、雅致的读物，如同宠物一样，便一下子流行起来了。 流行文化是需要示范的，所以，影视界有明星，时装界有模特。倘要论及某类讲说文物掌故的散文，或称作“文化散文”的写作，余秋雨算得是始作俑者。从文革的表现来看，余秋雨是颇注重现实中的买卖的；而此时，却从书斋踱向历史的后院，到王朝的背景里吊嗓子去了。这对于他来说，很可能出于不得已。身在学院高墙之内，却又不甘寂寞，然而，既不能置身于权门清客之列，只好做大众的戏子，将“学术”文学化了。尝试的结果，于是有了《文化苦旅》。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本来，以合乎规范的文字讲说史事，且不乏陈腐的说教，应当没有什么魅力可言；出人意料的是，一时读者甚众，大有不读《文化苦旅》便没有文化之慨。当人们跟着他神游，从古代直到他本人的千禧之旅，完了才发现：始于皇帝老子，终于才子佳人，原来都是一家子。 贾平凹远离庙堂而亲近山林，却沾带了现代都市的气息。作为农裔作家，已然失去原先的同情和淳朴，愈到了后来愈是如此，整个地名士化了。《废都》的出版，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说明他从“改革小说”的前前后后的折腾中解脱出来了，凸现了个人的本色。同时，他也正是以此披示为他眼中所见的社会的本色，在去粉饰的意义上，当不失为一种进步。然而，此后的小说及散文，情调大抵是颓废的，颓废然而赏玩。他的散文，行文自然，简约，不失古人风神。这种古雅，使他大有别于当下众人的写作，但是因为太倾向于模拟古人，在语言形式上难免失去创造的活力。耽于古文是一种祖传的病症。鲁迅在答复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问题时，曾经指出，要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然后补充说明道：“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个结论，一直被人看作偏激之论，其实，是十分沉痛的经验之谈。 如果说贾平凹是一个散文化的人，那么王蒙便是一个天生的戏剧家。他编导了形形色色的喜剧和荒诞剧，并且亲自扮演其中的双重角色。他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实用主义者，拥有一切而无须担当，圆通自在，无往不适。表现在艺术上，则失诸过分的夸张，放诞，缺乏深入和必要的节制。这个自称酷爱小说的人物，90年代突然接连写起哲理小品来，考其动机，无非因为急于表白。在一个剧变时期，他要努力说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无为者，却又不失为生活上的优胜者，于是故作超脱，极尽安详之态。恰如刘心武传授“心理冲凉”的妙法一样，此时，他则渲染“忘却的魅力”，提倡幽默，鼓吹“快乐主义”。他说得很清楚：“付之一笑”，作为“保护性的反应”，“可以转移一个撕裂人灵魂的冲突”。然而，他的内心冲突并没有解决，一转身，在关于《红楼梦》和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阐释性随笔中便流露出来了：“伟大的革命与卑琐的命运的矛盾，本来可能有的辉煌崇高的位置与终于一无位置二无用场的矛盾，这是十分窝心的。”显然，王蒙是以个人的进退荣辱为虑的。宋人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在迂腐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