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90年代文学的几次重要论争 90年代文学充满了纷争与论战，几乎每过二三年就要爆发一次大的论争和风波。虽然每次论争都以较大的声势和庄严的名义展开，但每次论争几乎都不了了之，并没有出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论争不仅成为现象，论争甚至成为本质，为了论争而论争，为了出名而论争，为了不被遗忘而论争。有为了显示学术力而论争的（以学人和知识分子的名义），有为了显示没有学术而论争的（所谓“无知者无畏”），有为了加入某个山头而论争的，也有为了背叛某个山头而论争的，有为了哥儿们姐儿们义气而论争的，也有为了自己的一己利益和生存困境而论争的。总之，90年代的文学论争虽然表面上仍有大义凛然、大气磅礴、大江东去的架子，虽然与国际时尚更加接近甚至同步，但是论争本身并没有产生价值，只是90年代文学泡沫里的搅拌机，论争再激烈、再红火哪怕闹上法庭，也只是一种表演和做秀。或者说90年代的作家们和评论家们缺少足够的沉稳和耐心来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系列重要文化问题和学术问题，因为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些论争时，发现90年代爆发的种种论争，都是带有历史性或全球性的话题，比如对后现代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比如全球背景下文学的模仿与创新的关系，再比如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在新的历史情景中的存在发展等，是需要长期研究、认真对待的思想命题。而文学界的人士在对待这些重要话题时，往往都匆匆地抛出来，又匆匆地收场，仿佛不是在研讨这些问题，而是在“演”这些问题，是在抢占学术的制高点和文化的话语权。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10年“走”了西方文学100年的历程的话，那么90年代的文学则是以“脱口秀”的方式将中国西方乃至全球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和文化思想，从头到尾地“演”了一遍，“演”完了就“演”完了，至于能留下多少思想和学术的丰碑，那或许不是这一代关心的事。90年代关注的是否在“场”，恐惧的是“缺席”，不在乎的是嘴脸。 1.人文精神之争。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90年代中期时间最长的一次文学事件。这场争论源起于上海，是80年代的青年评论家王晓明教授和几个研究生发起的，他们率先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对话，揭开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序幕。这篇对话主要批判的对象是王朔和张艺谋，由王朔和张艺谋的走红联想到整个文学、文化的危机——人文精神的失落。虽然对文坛棒喝危机之举早有刘晓波等“黑马”在先，但刘晓波1986年的“危言”和愤怒并没有引起文坛的真正论争，而这一次的危机真有点让文坛“危机四伏”了，1993年底借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之际，对人文精神展开了全方位的大讨论，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许纪霖等沪上学者们也竞相参与对话、附和或补充“人文精神”的话题。《读书》从1994年第3期起，连续刊登了这些对话。一时间，“人文精神”成为“关键词”，也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 “人文精神”的说法很快受到了来自北京方面和作家方面的质疑。王蒙的《沪上思絮录》、《人文精神问题偶感》，雷达的《人文精神质疑》，陈晓明的《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张颐武的《人文精神：最后的神化》都陆续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朔、吴滨、杨争光等北京作家在白烨的召集下也以对话的方式对王晓明、张汝伦、陈思和等人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他们对话的题目是：《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以“选择”对“失落”，以“自由”对“人文精神”，或许正是这场论战的基本焦点。遗憾的是本来颇有声势的一场文化论争却很快沦为地域之争、老少之争、唾沫之争，一些传媒不适当的介入和起哄让原本可以平静讨论的学术问题、文化问题变成了文坛花絮、人事问题，以至一些起初非常投入的青年学者宣布退出这场论争，进行反思。正如郜元宝所说，这场论争“不是厚积而发的一次学术成果的展示，而是当代学术在不断下滑的过程中一次诚实的自责与坦白”。人文精神讨论的“成果”显然不在学术上，而是隆重塑造了几位人文精神“楷模作家”，“抵抗投降书系列”的六位应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史铁生、张承志、余秋雨、张炜、韩少功、李锐六人一时倍受关注，被视为抵抗贾平凹、王朔等“废墟”的人文英雄。 最为有趣的是余秋雨，依照“人文精神”最初的标准，他也属于“以笔为旗”的拯救者，但或许“文革”中没有下放当知青的苦难历程使他出身不清白，随着人文精神讨论的深入，余秋雨的文章不断受到质疑、批判，余秋雨的“历史”也遭到了追究，当有人喝令他“忏悔”时，人文精神的论争也就自我消解了。 2.《废都》事件。贾平凹在90年代的际遇和8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照，在80年代贾平凹堪称是文学界的“劳模”，不仅作品的数量大水平高，而且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很少有什么“行为艺术”，他的小说先后拿过全国各种类型的大奖，记得有一年新华社为纪念《讲话》还专门发了一篇通稿，颂扬的便是贾平凹深入生活、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长篇小说《浮躁》也获得了“飞马美孚奖”，当时的奖额在国内不算小数。但到了90年代以后，贾平凹的声名大起来了，动静也多了，先是与三毛的故事，接着当了《美文》的主编，再后来便是有《废都》这样惊世骇俗之作的出炉。自从有了《废都》之后，贾平凹的名字便与《废都》划上了等号，可谓成也《废都》，败也《废都》。《废都》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40万册，盗版的更是几倍于这个数字。《废都》通过庄之蝶这个独特形象的塑造，展示了特定时代人物特定的文化心态，具有较强的价值，但由于性描写处理的问题，酿成了著名的“《废都》事件”。文学界对《废都》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愤怒、讨伐、赞扬、称道，都有不少的数量，当时连《废都》的评论集都成为畅销书，可见《废都》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远远超过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虽然对《废都》的讨论在当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但并不会削减《废都》的内涵，像历史上那些让后人永远争论不休的小说一样，《废都》也不会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盖棺定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