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0年代文学的背景 90年代是纪年的自然时序，但又不尽然，因为在90年代来临之前，出现了很多终结80年代的标志性事件，89年北京的六四风波，90年代初的“苏东波”（苏联及东欧的政治风波），都意味着90年代是一个不同寻常、难以言传的时期。20世纪最后的10年，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状态之中度过的。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由原来的两极向多极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公开对抗走向了缓和，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水火不相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冰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劳资矛盾在新经济模式下转化为蓝领与白领的差异，而当白领数量大于蓝领人数之后原本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数优势也已经丧失。和平、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旋律，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重，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高于主义之争。90年代的巨大事件都表现了在多极格局下的暧昧政治色彩，90年代欧美列强发动的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匆匆收场，与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相比，实在更像一场军事演习和一次军事行动。当年不可一世的美军在朝鲜和越南碰到最顽强的阻击，战争的惨烈与漫长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因为那是与西方阵营在交锋，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巨人在打仗。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美军攻击伊拉克都算不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至于北约轰炸南联盟倒有点东西（东欧、西欧）之战的意味，但东欧诸国的旁观冷眼使原本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再度交锋的世纪之战变成了北约单方面的屠戮和扫荡。 90年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989年之后，喧嚣于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逐渐消解和退场，延续了近50年的党内“路线斗争”被反贪反腐的新政治风暴取代，应该说这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中国共产党在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之后，加强自身干部的纯洁和清洗，以维护自身的光辉形象和战斗力，比那种在路线斗争名目下的权力斗争要具有现实性，更重要的是反腐风暴是非政治性的群众性运动，它不会给普通百姓带来副作用。影响90年代中国的一个巨大文本，便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符合邓小平的一贯作风，非高头讲章，谈的都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比很多结构严谨、措辞精确的报告和文件都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就是他从整个世界格局的现实出发，决定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南巡讲话使中国从非资即无的对立思维中挣脱出来，中国社会也由此真正进入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80年代初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0年代的主要工作还是要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施清除外围的障碍，还是要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去征服、去消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90年代世界格局的多极发展为中国实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提供了很好的外在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国可以省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加快市场经济的步伐。由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在中国得到确认，9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变更，这就是在中国社会横亘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唯一性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崭露头角，并与之抗衡，原先的一体化经济转化为多向发展的杂体经济，国营与民营，集体与个人，合资与独资，外企与国企，都能够包容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意味着90年代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 多向发展的杂体经济与暧昧的世界形式慢慢消解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化上便表现为占绝对主流的话语不在场，多种话语对峙、冲撞乃至消解。传媒成为90年代文化的“主频道”，因为所有的话语、所有的论争都要通过传媒来表达，而90年代的传媒已非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很多传媒肩负经济的使命，甚至已经企业化。传媒的商业化使得话语之争渐趋庸俗，话语经传媒的过滤也开始变味了，文化人、文化名流和文化明星几乎无不成为传媒的“刀下鬼”、“下酒菜”，传媒人在90年代便扮演了新一代文化人的角色，他们操纵着媒体实际也操纵着部分话语，他们在不断建立新的神话又在不断瓦解神话，而文学经传媒化之后很快被还原成世俗角色，昔日的文化英雄降格为文化艺人，王朔便是这一降格的符号，因为王朔的名字不是与王蒙、王安忆、王小波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冯小刚、葛优、许静蕾这些演艺圈的明星作为大众偶像一起出场的。文学在这样的情景下，自然不可能像80年代那般站在有人喝彩的舞台上高蹈，也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羁绊之后也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光晕，在获得商业文化的滋润的同时又尝到了商业文化的苦涩甚至铜臭。局部的短暂的文化真空，让作家产生了自由与失控的幻觉，而对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呼唤首先被多元、多样、多极的文化泡沫所掩盖。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和嘲弄人的。 二、90年代文学的特点 90年代文坛是一个口号林立、旗帜飘舞的年代，本人参与策划并鼓吹的就有“新写实”和“新状态”两面“酷旗”，类似的还有“新体验”、“新市民”、“人文关怀小说”、“60年代出生的作家”等等，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90年代文学特定条件下，这种特定条件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1.文学的个体化和个人化与文学的集团化并存，一大批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如果90年代不出现大量的非体制内的年轻作家，没有一批人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进入文坛的话，所有的旗帜都可能落空，因为这些个性化的提法往往是非作家协会化的，而另一类作家往往都被体制化了，他们一般不会越轨操作的。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为多种口号和旗帜的树立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新状态”和“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两面旗帜下“云集”了一批自由撰稿者。 2.民间策划与政府口号井水不犯河水，由于文学的个性化出现，写作者不必唯政府的马首是瞻，但是他们对政府的号召并不反感。比如“断裂”问答卷里，对“五个一工程”、对“主旋律作品”没有丝毫的不满和亵渎之意，他们抨击的只是他们认为出了故障的文学程序。他们公开表白他们对文学秩序的不满，就像很多人对中国足球充满愤怒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