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杨义研究员认为：现在进行中国自己的文学价值学的建构正当其时。首先，中国的社会、文化、文学在20世纪的现代化的百年转型中，经历的事件、收获的痛苦，都大起大落，带有史诗性的力度和丰采。其次，百年转型中已经积累了繁富博杂的外来观念，各种外来思潮、范本和其他的智慧要素。杨义还进而指出：价值重建要重在“建”，这与“五四”时期的价值重建不一样。他提倡一种大文学观：一种能兼容纯文学在学理上的精密，又能继承古代杂文学的渊博，并把两者在现代性的概念体系上进行综合改造，建立中西文化双轴兼并，又能发挥中国文化优势的文学风度。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黄修己教授认为：价值重建确实有现实意义，但要看到突破一元的、绝对的旧价值体系，是思想解放的成果。过去表面统一的文学价值观，有着狭义性、单一性、片面性的缺陷，对文学的发展有消极的作用。价值重建仍要承认、允许价值观的多元共生，肯定不同的价值观的相对合理性。同时又需要有不同层面的、大致上具有共时性的价值体系，这样才有精神上的凝聚力，使社会能正常运转，文学能健康发展。他在分析了价值的几个层面后指出，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们需要一种普适性的、可共享的价值观，这是价值底线。有这底线人们才有沟通的基础。他同时还认为20世纪文学的审美价值不受重视，这不仅是受政治的冲击，更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的反映。生存状态恶劣，文盲很多，造成审美需求不高、不迫切。如灾区的饥民不会去种兰花，并不是不爱美，而是当时最重要的是救灾。到了21世纪，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已有改善，在文学的价值重构中，要强调现代审美价值的建构。当然这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欲望的释放与制约 华南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金岱教授以“欲望解放与价值重建”为题表达了不同于杨义和黄修己的见解。他认为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余年中国文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可以用“消解性”这个概念来予以描述。文学的消解性策略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效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性也是明显的。消解由于不是正面批判，也不是积极超越，而是侧身而避，四下而逃。因此若不可收拾地演将下去，便很容易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溃散、颓败的瓦砾场。例如欲望问题，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至为敏感，特别关键的问题。欲望并非一个可怕的字眼，欲望就是人的种种需求。对于欲望的肯定，对于人的应有需求的肯定，相对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文化形态来说意义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但是，欲望的解放必须同时伴随着对欲流秩序的构建。所以，欲望的解放与文化价值的重建，绝对必须同时进行。而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事业参与这一价值重建的使命也是绝对不可以逃避的。 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程文超教授不同意金岱教授的观点，在题为“价值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发言中，他重点分析了欲望与价值的关系。他认为，价值是在欲望的叙述中建立起来的。这里，至少有几点要注意：其一，任何一种价值体系都必须面对欲望，不面对人类普遍的欲望问题，不解决不同时代不同欲望表现中的难题，再高超的价值体系都是没有用的。其二，欲望不是肉欲。精神追求也是人的欲望。其三，人人都有欲望。欲望是无限的，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因而建立价值体系其实是在做这样的工作：通过我们的文化言说，在人们面前树立某些或美好，或崇高的欲望追求，以调动某些欲望，抑制某些欲望，从而给人心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程文超指出，我们要研究原有的欲望叙述是如何失叙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欲望表现，即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因此，一味地指责今天的人欲横流、物欲横流，于事无补。总之，面对今天的欲望表现，在面对的基础上寻找我们自己的欲望叙述，就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任务。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寻找，程文超说他寻找的是“欲望主体论”的构想。 文学研究：西化还是本土化？ 文学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现象，一些“后”学先生热衷于介绍西方的理论，或者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比如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批判理论来分析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用德里达、福柯、杰姆逊等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来解构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这些话语粗看起来都很新潮，遗憾的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打上了“外国制造”的印记。难怪有些学者称这些“后”学先生为理论上的“空中飞人”。 90年代的这种文化现象，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了热烈的反映。导火线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的报告。王宁教授在介绍了西方近年流行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修正主义（对前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修正），后人文主义、生态批评和经典的重构与阐释等理论后指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重建，首先要对中国文化语境之外的文化潮流、文学理论有所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在新的世纪才有可能从边缘走向中心，与世界的先进理论平等对话。 针对王宁教授的发言，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许明研究员尖锐指出：价值重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要针对当下的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悲剧在于研究当下现实问题的理论不被认可，或者连研究者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结论，结果是中国的问题却变成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城市文化等问题。为此，许明大声疾呼，文学研究应“走文学研究的井冈山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