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尤凤伟 在我眼中，尤凤伟既是一个具有某种神秘性的作家，又是一个真正突破了文学意义上的“山东传统”与“山东风格”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给我们以意外的惊喜。那些在“老山东”传统中屡见不鲜的题材、故事、人物、主题，到了尤凤伟笔下就会一无例外地呈现出鲜明的“另类”特征。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是为了替尤凤伟在山东文学中排定某种“座次”，更无意于以他的“另类”来否定山东文学的“光辉传统”，我想证明的只是，尤凤伟确实正在引领我们接近一种更为鲜活、更为纯粹的文学理想。这种理想对于面孔过于单调和一统化的山东文学来说无疑是新颖、刺激而生动的。在尤凤伟身上，我们看到，所谓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真实与虚构、经验与超验、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等等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它们浑然一体，构成了尤凤伟所谓“真正的小说”的理想，也构成了尤凤伟的魅力与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尤凤伟的“另类”是无法用现实主义作家／先锋作家或老派作家／新派作家这类二元对立的概念去解释的。他是混沌的、神秘的、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他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与流动着，我们既无法规约他，也无法武断而简单地命名他。在这方面，其2000年创作的长篇新作《中国一九五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理解与阐释他的崭新机会。 二、“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 对《中国一九五七》来说，“历史”、“政治”反思的性质以及“宏大叙事”的特征几乎是题目本身就天然规定了的。在时间维度上，"1957"是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历史以及人文内涵的时间概念，它既是特指性的，又是无限性的；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对小说来说几乎是一个无限庞大的整体性地域概念，对“中国”的理解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文化、精神等众多层面。这对一般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艺术上的掣肘与制约。然而，对尤凤伟来说，这种制约倒反而成了一种艺术的恩赐，我们看到，戴着“宏大叙事”的“镣铐”起舞，尤凤伟非但没有为其所累、所伤，反而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其的消解与置换。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由对峙关系到互渗关系的转化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对于我们经验中的“伤痕”、“反思”小说的真正超越性所在。 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说，《中国一九五七》当然无法回避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全方位、立体性的观照，以及对于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正如尤凤伟自己所说的：“我希望能真实而冷静地再现那场梦魇般的运动。通过若干‘五七人’的苦难与挣扎、升华与堕落写出这场运动给人们心理打上的印记。”（注：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应该说，这样的“宏大主题”对一部小说而言，既是容易的，又是艰难的。容易的是表达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认知与判断，因为"1957"的反右运动毕竟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对它的批判、否定与反思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共名性”的理念与常识，而困难的则是如何使这种批判、否定与反思具有艺术意义。亦即如何使小说所进行的“艺术反思”与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层面上的反思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区分，小说的价值将无从呈现。这里可能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小说能否提供区别于常识性的历史与政治判断的“新思想”；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思想”与“艺术”二者之间如何平衡以及何为小说的最终目标。而这两个问题说穿了其实也就是如何突破“宏大叙事”的“共名主题”之拘囿以呈现“个人叙事”的问题。在这方面，尤凤伟显示了他在“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游刃有余的非凡才能。 首先，“历史”原生态的还原。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是以对于传统历史理念的颠覆为前提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完成了由历史的“判断性”向历史的“体验性”、历史的“事件性”向历史的“过程性”以及历史的“抽象性”向历史的“丰富性”的转变。作家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而是从微观的个人化的“视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了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断与人生经验。这样，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这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而与此同时，对“历史”虚拟化、意象化与象征化的处理也是作家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消解“宏大叙事”原则的重要方式。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家在提供和呈现那种整体性的历史图景的同时，又总是把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图景虚化为一种氛围或背景。也可以说，作家在小说中所要建构和还原的"1957"反右运动的原生态，其实并不是那种有真正现场感的原生态，而纯粹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原生态。小说中“反右”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是在主人公的“个人记忆”里呈现的，作家几乎没有做正面的直接的描写。这也使得，在小说中，虽然整体性的“历史”既是弥漫性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但它又不是实体的，而是一种精神化或心理化的氛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中国一九五七》简单理解成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应把它看成一部纯粹的寓言小说或象征小说。小说四部写了四个不同的地方，但四个不同的地方却有共同的职能，即，它们都是“监狱”，而这不就是对于“1957年”的“中国”的象征吗？“反右”至“文革”，“中国”大地不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座“大监狱”吗？而“1957年”这个时间概念也同样是具有象征性的，在小说中主人公被强制性地回忆“失去的时间”的细节正是一个隐喻，它寓言和象征了“时间”对于知识分子的灾难性。在这里，"1957"已经失去了其具体的所指，而成了一个被凝固了的精神意象，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苦刑的一个源头。 其次，“裸露思想”的拒绝。许多时候我们都要求小说具有思想性，但在究竟什么是思想性的问题上却存在很多误解。有人以在小说中堆砌“思想火花”、格言警句的方式来营构思想性，有人以宣言、喊叫、议论、说教的方式来强化思想性，有人以对现代哲学教义的搬演与抄录来构筑思想性……这其实都是误入了艺术的歧途。因为，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的代言人。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思想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或者说，思想其实也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也正因此，小说中的思想越是“裸露”，越是直接，就越是偏离了艺术的轨道。尤凤伟显然对此有高度的艺术自觉。我们看到，《中国一九五七》虽然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力量的小说，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恰恰是以对“裸露思想”的拒绝来凸现其思想力量的。作家没有提供空洞抽象的“思想结论”，而是展示了一个丰盈、感性、饱满、充实的“思想过程”。在作家的笔下，历史与政治不再是抽象的教义，而是变成了具体的人生与具体的故事，甚至成了具体的细节与意象。作家对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灾难的否定与批判，不是如某些作家习以为常的那样以抒情的或思想的方式直接“讲述”出来，而完全是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与众多的故事，但小说在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借人物之口来进行思想的展览。在小说中，我们也看不到关于历史、政治以及国家、民族的宏大而形而上的思想追问。相反，小说思索与呈现的似乎倒是那些具体的、形而下的人生问题与精神问题。比如，小说第一部的问题是“时间为什么会遗失”，第二部的问题是“冯俐，你在哪里”，第三部的问题是“蛇会不会毒死自己”，第四部的问题则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这些问题也许不够宏大，也不够形而上，但是它们生动，有活力，有生命性，我们能够从中触摸到个体精神与个体生命的真实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