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1)01-0063-06 丁玲以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艰难的艺术探索旅程，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启示和深沉的思考。她似乎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经艰辛走向成熟的代表。正由于这样，丁玲研究从新时期以来成为热点。 一、新时期丁玲研究的总体估价 在1979年至1999年20年间，丁玲研究在总体发展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9年至1986年丁玲逝世前的8年，拨乱反正，医治创伤，建立丁玲研究队伍，是当时丁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当时丁玲研究的主体任务是破除22年来对丁玲形象的歪曲与亵渎，把对丁玲的理解和认识，回归到“反右”以前和30年代以前丁玲研究的正确结论上来，为重新认识丁玲、理解丁玲、研究丁玲，寻找到大家能接受的新的认识的衔接点。1986年3月，丁玲不幸逝世。1986年6月，丁玲研究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不久《丁玲文集》八卷的问世，使丁玲研究者能从容地阅读丁玲整个一生的创作。研究者从前一个时期丁玲研究中侧重于丁玲思想和作品相结合的研究来评价丁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业绩中走出来，把丁玲研究放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画卷上，把丁玲研究与同代作家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20世纪文艺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丁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方法和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如果说1986年以前的丁玲研究，主要是以论文为主，那么这一个时期的成果则侧重学术著作，为丁玲研究谱写了新的一页。 二、拨乱反正：对丁玲的创作进行再评价 1979年丁玲以75岁的高龄复出文坛后，丁玲研究者开始摆脱沉重的梦魇。1980年，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文的发表，为丁玲创作的拨乱反正的再评价发出了可贵的第一声。袁文不仅逐一驳倒了多年来那些诬蔑莎菲的不实之词，而且以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指出莎菲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莎菲形象不仅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判逆者，而且是一个‘市侩’灵魂的惩罚者”。这就使人们对丁玲《日记》学术价值的认识，不仅恢复到30年代茅盾认为莎菲是个“旧礼教叛逆者”的新女性的观点上，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对《日记》再评价的同时，学术界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过去有争议的作品也进行了再评价。这些评论大都以新的观念和新历史视野，来评价这些作品的美学价值。因而文章以犀利泼辣的笔墨，别具一格的文风，勇猛地冲破“左”倾思想的樊篱。其中以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在医院中〉》一文最为引人注目。严文认为：“《在医院中》的可贵之外，在于不仅写出了小生产者思想习气的危害，还进一步深入地写出了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是何等困难。”谈到《在医院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时，则认为它是中国干预生活文学的“先驱”，“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严文的发表，标志着对丁玲代表作再评论的探讨，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历史而发出具有理论深度的科学的阐述，对丁玲创作的有争议作品的再评价到此已告一段落。 三、整体考察：丁玲与中国新文学 严家炎1987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是篇对丁玲研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合点上，科学而客观地评价丁玲创作的力作。论文有不少独特而精辟的见解，如他认为“丁玲的早期小说不但在意识内容上属于现代，而且在艺术思想、审美要求上也地道地属于现代”。指出早期小说的独特处在于：“作者不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而且以她强烈的现代意识”，深沉地感受了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痛苦。“并通过较成功的典型形象深切、真挚地表现了这种痛苦”，进而指出“在写出20年代前期知识女性面临的痛苦这一点上，丁玲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样深刻地去理解丁玲早期小说中塑造知识女性内心痛苦的独特的美学成就，除严文外，还没有谁作过这样精湛的评论。严文认为“真正代表丁玲左联时期文学最高水平的”不是其它作品，而是《母亲》。“这是一部在艺术上真正有重要突破的作品”，认为《桑干河上》是“迄今反映土改最深刻、最丰富的长篇小说”，“是继《子夜》之后的一个新的突破，是丁玲对无产阶级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1]这是一篇立论新颖，文笔精炼活泼、论证严谨的佳作，它标志着丁玲研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分歧与争鸣：是困惑还是突破？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新时期中出现对丁玲研究的争论有些是由来已久的，但也有一些是丁玲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 严家炎的《论丁玲小说的贡献》的发表，正如袁良骏所说：“基本立足点要‘真正恢复’丁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应有的地位’，廓清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发表的某些单篇论文中所含有的‘对丁玲作品的不恰当的指责’。”严文对丁玲各个时期代表作科学而客观的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了丁玲创作发展的轨迹，从而肯定了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它标志着丁玲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对丁玲创作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才能使丁玲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严文发表一年之后，王雪瑛在《上海文论》上写的《论丁玲的小说创作》，尽管没有对严文提出任何正面的交锋，但她对丁玲创作发展轨迹的评价，与严文是相“左”的，这在丁玲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惊。 王文认为丁玲创作《日记》时，是用自己的整个身心来体认和塑造人物的，因此丁玲的创作不但是给文坛留下了一批生动的女性肖像，更是获得了一次自我超越的机会，显示了自己那种大胆而率真的性格魅力。但作者认为丁玲从《日记》之后的创作，从《韦护》开始，便走上了失败之路，只有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的创作中，丁玲才显示了艺术个性的生命力，“她的自我仍然顽强地要在笔下世界中露面”，其结论是丁玲到创作《桑干河上》时，人们已“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以《日记》那样独特的创作为起点，却以《桑干河上》这样的概念化作品为终点。”而丁玲创作为何导致这样一种“彻底失败”的悲剧结局呢？王文还作了以下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