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月色》是现代散文的典范。早在20年代，它就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等作品一道，以“漂亮和缜密”的写法，打破了“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3月，），完成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被誉为“白话美术文的规范”（注：浦江青《朱自清先生传略》，《国文月刊》第37期。）：其中蕴含的写作精神和文学技巧由于长期作为中学语文教材而成为现代汉语的规范作业，不少研究者从语言教学、散文艺术、文学史诸方面对它进行观照。细察它的阅读史发现，人们往往迷惑于其高度的语言魅力而走失于精雕细琢的修辞迷宫，无法直达作品的主旨。在以往的评论中，无论对其丰盈的文学情致的由衷赞叹（晦庵），还是对其“散文仍能贮满着那一种诗意”（郁达夫）的文类学成就的称赏，还是对它“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那么自然”（叶圣陶）的批评，人们多着眼于作品语言、形式方面的美感，而更重要的对作品寓意的把握却放弃了，偶有涉及也所论泛泛。如有人不明白作者在“翻天覆地的流血革命”时代“在荷塘月色中夜游”的原因，猜想作品主题是以荷花与明月象征圣洁，来表示其“与当时的现实不妥协的意思”（注：张白山《漫谈〈荷塘月色〉》，《文学知识》1959年11月号。），这类理解未免过于主观了。我以为，《荷塘月色》在散文文类上既可归于鲁迅所谓写法“漂亮和缜密”的一类，也可归于东亚病夫所谓“析心理的，写自然的”（注：东亚病夫《复胡适的信》1928年3月，《真善美》1卷12号。）一类：它不仅用工笔，而且写意——作为一个心理分析的文本，文中触目可见的朵朵荷花、田田绿叶、缕缕清香、溶溶月色、隐隐远山等优美意象其实正是一个个隐喻和象征，由其组织的诗一样的意境也就成为一个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心理的和象征的世界，那些优美意象背后自然隐含了作者的情感、精神、哲学。质言之，作品其实呈现了一个主人公借助美的自然和文化平息内心的爱欲骚动的心理过程，并在化解心理冲突的方式中寄寓作者所谓“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的道德哲学和“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的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注：朱自清《信三通》，收《我们的七月》，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的“刹那主义”——一种审美化的人生观。 所谓“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和求情意之“段落的满足”的“刹那主义”，乃作者自称一而二、二而一的“中性人生观”（注：朱自清《信三通》，收《我们的七月》，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也是其20年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我们的七月》一书所收朱自清致俞平伯三封残信为这一思想的文献载体，俞平伯曾据以分析其长诗《毁灭》，以为它包含着作者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方法”（注：俞平伯《读〈毁灭〉》，《小说月报》第14卷8期。）。这种“中性人生观”植根于朱自清的切身体验，即所谓生活之“诱惑的力量，颓废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和旧家庭中“种种铁颜的事实的接触”（注：朱自清《信三通》之1922年11月7日残信。），关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有感于人生的知、情、意之间的矛盾奔突和无法调和，它强调以理性为指导，通过执著生命之每一刹那的意趣，获得其意义和价值，使每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进而解决“不可解决的人生问题”。它不同于“不管什么法律，什么道德，只求刹那的享乐”的“颓废的刹那主义”（注：朱自清1922年1月7日残信。），而是一种积极把握人生，虽“不必哲学地问他的意义和价值”，却能兼顾人的理性、情感、意志诸要求，寓人生意味于平凡生活的、俞平伯所谓“把颓废主义和实际主义合拢来”而形成的“一种有积极意味的刹那主义”（注：俞平伯《读〈毁灭〉》。），一种青春的伦理学。在《荷塘月色》中，它则表现为一种旨在调和人的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自然性与神性之冲突的伦理和审美的心理实践。 把这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和追求生命意趣的“段落的满足”的“刹那主义”解为《荷塘月色》的思想背景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二者的时间差：《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而朱自清致俞平伯的三封信分别写于1922年11月7日、1923年1月13日、1923年4月10日，前后相差五年多。这五年间朱自清经历了1925年的“五卅”惨案以及被一些论者视为《荷塘月色》历史背景的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处于从思想激荡多变的青年向深沉成熟的中年、人生观从确立到稳固的转折时期，或许这就是长期以来人们不愿把这一“青春”思想与《荷塘月色》建立联系的原因。但我相信一个人的思想取向、精神气质、人生观念的内在接续性，至少在未找到确凿材料证实其思想的转变之前，不宜根据常然或当然武断。我以为，无论考察朱自清20年代中期的思想演变，还是判断其写作《荷塘月色》时的思想状况，都不能越出其从写于1922、1923年的致俞平伯信到写于1928年2月7日的人生道路的抉择宣言《哪里走》的范围。二者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思考主题——确立人生观和选择人生道路。所不同者，只是前者多带有青年的热情和幻想，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表述比较抽象和夸张，后者则显示了历经时代的血雨腥风洗礼后所谓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日益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思想、文学革命时代的左右失据以及彷徨的心态。朱自清把个人及所属阶级的命运置于革命——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亦即“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注：朱自清《哪里走》，《一般》第4卷第3期，1928年出版。）——的历史发展中进行思考，从他对“我们阶级的灭亡”的自觉、对革命和军事权威侵犯个人自由的观察、落伍的恐惧到最终选择一条中间道路——文化和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的思路中，从他“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注：朱自清《哪里走》，《一般》第4卷第3期，1928年出版。）的自白中，仍然贯穿着明显的“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的精神气质和所谓“既不执著，也不绝灭的中性人生观”的特征，与致俞平伯信中的思想一脉贯通着。这说明，尽管《哪里走》一文政治意味较浓，但闪烁其中的人生观念、精神气质、思想内容仍然是十足朱自清式的，并无理由证明作者放弃或改变了1923年前后形成的人生观，无论叫它“中和主义”、“刹那主义”还是“平凡主义”或“中性人生观”。我们知道，人生观不止牵涉到立场和利益，而是涵盖人在安身立命方面的几乎所有问题，一旦形成就不易变更，远较政治观念更稳定。基于这种人生观念的连续性，把朱自清形成于1923年前后的某些信念作为《荷塘月色》的思想语境，或者说在《荷塘月色》中寄寓着作者的人生观，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事实上也有写于1928年的《哪里走》一文作为反证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