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类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已成为全球的一种共识。这种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为手段的新经济在挑战传统文学的同时，却给我国年轻的女性文学带来了春风与甘露、福音与生机。这一方面因为，新经济时代为女性文学提供了空前多元、平等的话语空间。经济转型带来的意识松动、多元语境，削弱了男性精英文化清规戒律的“导引”，历来处于社会或话语边缘的女作家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地抒发自我和营造世界的机会与可能。同时，超越了地域、种族、性别等界限、“失去”“规定的一切秩序”（注：林希：《始为网民》，《文学报》2000年2月17日。）的网络文学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女性提供了与男性真正平等的写作权利。另一方面，以脑力劳动为主导的信息经济，必将引发女作家生产力的一次彻底解放。女作家可能从繁重、琐屑的职业、家务劳动中解脱，可以有权利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她们不必以柔软的身躯与男性在体力上一争高低，也不必局囿于家庭的一隅为男性作嫁，只需智慧的大脑、灵巧的手指就可在键盘上与男性并驾齐驱。此外，更值得重视的原因还在于知识经济时代现实的符码幻象与女性思维的本质特征不期而合，女性创作如鱼得水。在新经济时代，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着全方位渗透，模塑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曾断言现代人并非生活在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是处在“符号世界”、意义世界之中的，是透过文化的三棱镜观照客观自然的。换言之，人们面对的不再是本真的客观现实，而是由大众媒体构筑的符码幻象。这些符码幻象一个令人惊异的共同特征是：女性化。现代媒体以无所不在的女性符号、女性的身体语言、女性的审美幻象制造着当代女神绚丽多姿的美和如梦似水的柔情。这些美仑美奂的现实符码幻象与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符号有着霄壤之别。在以往的父权制时代，符号生产、文化秩序都是按男性审美机制和需要生产的，是一种强权支配下的合目的性的符号生产，是充分理性化的。而信息传媒时代的符码幻象，是按女性的思维方式和需求来生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堆无直接政治与伦理意义的表象符号，亦真亦幻、亦实亦虚，不像传统父权制符号那样对现实／幻想，真实／虚构作严格的理性区分。这样一种符码化的现实幻象，与女性思维的形象性、幻想性的感性化特征有着某种天然的吻合。女性写作乐于做白日梦，乐于沉浸在对自身存在现实读解的幻想形式中。对她们而言，幻想的真实也许比面对的现实更真实。这种幻想式燃烧般的写作姿态是最无拘无束、最尽情尽兴，最能发挥女性创造力的。正是上述的种种机遇，女性文学将超越既往艰难的“飞翔”（注：最早将女性写作与飞翔联系起来的发明者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她在《美杜莎的笑声》中用飞翔的双重语义“鸟和抢劫者”来形容女性写作。），抵达自由自在的飞翔境界。这种阅尽人间春色的恣意翱翔将描绘出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女性文学如下的亮丽景观： （一）纯女性文本与大众女性文本的分立交融 九十年代，我国女性文学开始有了独立的意义和自己的声音。这是真正的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创造了许多以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妇女集体生存体验的纯女性文本：如林白书写女性身体忧郁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展示女性内心生活与外在生存景状断裂的《私人生活》、海男描绘女性幻想的《女人传》、徐小斌叙写女巫咒语、宗教迷境的《敦煌遗梦》、翟永明演绎“黑夜意识”的诗歌、叶梦的创造系列散文等等。这类包括躯体写作、准自传体写作在内的个人化纯女性文本在新经济时代仍将占据一方市场，因为在没有经历西方女权运动、今后相当长时间也难产生实践意义的女权运动的中国，其对女性本体的深层解读、对女性精神的终极关怀，仍具有启蒙女性灵魂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日新月异的大众女性文本（非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本）将日渐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因为知识经济社会是消费型社会，人们以消费、消遣、消闲为荣，文化更是被纳入消费逻辑的轨道，形成汹涌澎湃的消费文化大潮。对于快节奏生活中的现代人来说，在商海中鏖战厮杀、在冰冷的机器旁木偶般劳作之余，最需要的是松驰一下绷紧的神经，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而不是钻进高雅文学的象牙塔里作劳心费神的形而上的思考。于是，大众女性文本的世俗、轻松、明快的消闲性受到青睐和追捧，而直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创作启迪的一些纯女性文本，其由神话原型、文化符码、操作智慧构成的玄奥幽深、不同凡俗，非一般文化层次、文学修养者能轻易读解，唯智者深入咀嚼，方能品出个中三味。这自然遭致了人们对其的疏离和冷落，对富休闲意味的大众女性文本的趋近和热情。更何况大众女性文本摹写的多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读者似曾相识、感觉亲切、易于认同。只需看看池莉表达对都市女性生存现世关怀的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来来往往》的热销，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外，接受群体对大众女性文本趋之若鹜所显现的巨大图书市场与丰厚商业利润，也导引一部分女作家向读者和市场妥协，转向大众女性文本的写作。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循环互动，也将日益扩展大众女性文本市场。 当然，两种女性文本不应当是相互隔绝、相互漠视的。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冲突，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哺育、相互支持、甚至相互交融的可能，况且这种分立交融已经在某些女性写作中初见端倪。 （二）都市特征与本土气质的强化 评论家曾将迄今为止的女性文学状态形象地描述为“只在都市的太空盘旋”（注：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这一评价相当明确地道出了我国女性文学的都市化特征，女性文学与都市千丝万缕、不可割舍的紧密联系。“女人是天然属于城市的”（注：王安忆语，见谭湘、丹娅、戴锦华、荒林：《城市与女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四人谈》，《当代人》，1998年第2期。）。女性主义就是城市化的产物，女性文学完完全全实实在在地是依托于城市文明发展起来的，对此，历史事实已经予以证明。上世纪前期女性创作的异峰突起，即是最初的近代化城市文明在中国萌芽的结果，只消看看现代文学史上三位最具女性意识的作家丁玲、萧红和张爱玲，无一例外的都是在中国当时最接近于近代气息的大都市——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很能说明问题。世纪末女性文学的勃兴，恰逢中国全面驶入城市化轨道之时，也绝非什么巧合，而是城市文明发展，陈染、林白、徐小斌等一大批独立、以写作为职业的城市女作家诞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