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的都市文化首先形成的地方。它独特的人文内涵哺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尤其是女性的作家。五四以来，上海的女性写作一直是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近日，都市文化发展与上海的女性写作，这个非常突出的文学现象，成了沪上部分评论家、作家们热烈探讨的话题。 都市文化发展与女性写作的空间 文学评论家徐俊西、王纪人、毛时安，作家赵长天、褚水敖等人认为：上海为什么会出现相对繁荣的女性写作，上海的文化市场是最根本的因素。其实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市场就为女性以写作为生提供了可能。而相应的，在都市文化背景下，女性从事职业也日趋普遍，因此对于女性来说，选择写作这样一种依靠个人才气，不必纠葛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职业也非常自然。这也直接推动了上海女性写作传统的形成。二三十年代庐隐、白薇、丁玲等人的作品就对女性和民族作出了具有启蒙性的思考。此后，抗战时期，萧红、罗淑、彭慧、罗洪等又在作品中更多展现了关注社会现实与充满革命的新女性形象。上海沦陷期间，张爱玲则写出了都市市民的人性扭曲与挣扎。新中国成立后，菡子、茹志鹃、黄宗英等女作家的视角体现了那个大时代的烙印。20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女作家。如王安忆、王小鹰、陆星儿、竹林等等。评论家们还提出，现代都市男性所必须面临的生存压力使他们很难专注于写作，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使得女性的写作有了更多的空间，促进了女性写作的繁荣。 女性写作的现象与发展趋势 上海女性写作的特点，是张德林、马以鑫、邹平、杨建龙、杨扬、王宏图、张新颖等评论家、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女性的笔下的上海作为切入点。认为，与男性作家总有意无意地表现着这座城市中的欲望、征服、角斗场里的格斗不同，女作家对于上海似乎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恋母”般的情节。王安忆等上海女作家对于上海的民居、石库门的细腻刻画，以及对上海社会生活的描写，总能找到她们与市民文化内涵的相容之处。由此，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是源自于她们对这一城市的高度认同，尽管有时在她们的眼中也不无对这一城市的挑剔。从她们笔下的上海，可以分明感受到她们对这个都市的热爱；投入深厚的感情去观察，执着地表现这个城市每一个细小的部分，把城市的生活当作一个传奇。于是，上海都市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女作家的审美态度，都市文化讲求对生活细节的精致享受也影响着她们写作中对于细节的津津乐道。她们眼里的上海是琐碎的，也是精致的，她们笔下的上海体现着她们独特的女性眼光和女性经验。而另一方面，也只有女性能够对都市有如此精细的感知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都市女性写作的兴盛，不仅是一个现象，还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生命力的张扬与如何弥补缺失 讨论了上海女性写作的文学空间。大多数的作家、学者都认为，上海的女性作家写作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她们一直坚持着超越性别，站在“人”的立场对人生、历史作出思考的写作传统。因此，上海的女性写作也更多地关注着一些非常大气的话题。这种细腻而不陷拘谨，精致而不失大气的风格，也是上海的女性写作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 一些评论家也提出，也许正是得益于海派文化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举”的特点，上海的女作家们虽然人数众多，却又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作家们所形成的“作家群”。相对而言，上海的女性作家们更多地显示出较强烈的个体意识。她们的创作总是与上海城市的各个方面结合，呈现着多样的面貌。即便是就女性这一题材来说，也不是简单地强调女权，而是呈现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考：既有对女性的生存环境和命运的关注；也有对女性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健全自己的伦理追问；更有对女性自身弱点的反省……这里较少地具有“群体的特点”又恰恰构成了上海女性写作的一大特点；注重个性，注重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对此，也有评论家主张，一方面要热烈欢迎都市新女性生命力的张扬，另一方面也不能放松对女性的形而上的精神格局的关怀，不能忘记终极关怀和自我健全。 上海女性写作的成就有目共睹。在肯定上海的女性写作的成绩的同时，与会的作家、学者们也指出：进行批评的时候，不能将女性写作等同于女权主义写作；将个性等同于物欲化、私人化、世俗化。也不能简单地将女性写作理解为女作家的写作。评论家王雪瑛认为，衡量女性写作的标准应该包括：女性在写作中是否表达了女性的经验；女性写作必须是文学的，表达了作家的内在需求的。反对将女性写作的“女”字作为卖点，将个人经验的抒写等同于对私密的炒作。评论家王鸿生也提到，上海的女性写作追求生活的精细化使作家过多地陷入了事物细节，相对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思考，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力度和对未来生活的诗性憧憬。 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来进一步繁荣上海的女性写作？作家王晓玉、王周生、蒋丽萍等人认为：上海的女性写作应该更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从而进一步扩大影响，站在现代人的视角来追忆城市的过去，迅速地把握都市文化的最新脉搏，使上海的女性写作迈向更广阔的空间，将是今后的上海女性写作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