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掀起一股经久不衰的“沈从文热”，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虹彩奇观刺激着国内文学界、学术界同仁，他们尝试着架设一座沈从文与世界文学的桥梁，从而开辟了沈从文研究的新领域。在边城与世界的话题中，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和文学价值逐步展示在世界文学的天空下。 从80年代至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平行研究方面，涉及的作家主要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卡拉姆辛、兰盖等。影响研究方面逊色一点，这主要因为缺乏影响研究所需直接证明的材料，但还是出现了两篇专论。从事综合比较研究的主要是凌宇和赵学勇。凌宇有两篇综合研究的专论，开风气之先。赵学勇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的有关部分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难能可贵。本文拟就以上线索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略做审视，希冀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平行研究方面，而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又主要在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上。1986年初，程光炜、王丽丽的论文《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注：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程光炜、王丽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5.1 54-60。）是近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最早的一篇。程、王第一次将福克纳与沈从文、将“约克纳帕塌法世系”与“湘西系列”相提并论。由于误解，价值和意义不够确定的沈从文在价值和意义比较确定的福克纳那里取得了支持，进而程、王深入到二位作家作品的内部，从“淳厚的乡村生活与近代文明的强烈对照”、“对日常生活背后普通人命运的关心”两方面入手，展开比较研究。 程、王认为，福克纳所在的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种植园主即资本家兼地主，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经常和国内市场发生各种联系。这样，北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表现得直接和迅猛。沈从文身置其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与穷僻乡村保持着较大的距离，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观念对偏远农村的影响微乎其微。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两位作家在具体表现这种对立关系时，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另外，作者还充分肯定了两位作家对普通人的人道主义的感情，看到了他们“怎样的愤火和同情的激流。”程、王对两位作家的创作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创作模式的概括，基本倾向的把握均让人深受启发和鼓舞。但对沈从文描写人生形式的主旨了解尚有偏差，认为“沈从文的这些描写显然美化了当时不可能有的乡村生活，掩盖了其中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这些观点比较陈旧且从来都是沈从文研究的误区，当然也不排除作者其实为追求一种装饰性效果。这些与作者首创之功相比，只算是白璧微瑕。 三年后，董朝斌在《齐鲁学刊》第五期发表论文《理智地对待历史，历史地对待文化－－沈从文与福克纳比较研究》。这是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董文既有宏阔的眼光，又不乏探幽发微的精神。董文回顾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文学史对“生命”意识的追求，指出人类这种对旧有文化的憧憬与渴望的“回归”意识，不只是自然人性的复归，而是包纳了对人类旧有文化的重造和再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受世界思潮和文学的影响，也弥漫着对传统文化的重造意识。沈从文就是“站在这种生命的基点上，试图从原始人性那里寻找重建民族品质的契机。作者把沈从文、福克纳放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回归”潮流中加以把握，发现两位作家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同构性，认为他们都“能够理智地对待历史，历史地对待文化，力图从‘生命’这一角度来探索他们所面临的时代－文化困境的解决途径”。这种宏观考察，使人们从狭隘的背景中走出来，豁然打开了眼界。我们知道，沈从文之所以不得不停止工作，三十年销声匿迹，乃偏狭观念遏制使然，宏观地考察，无异于一剂化解偏狭的良药。接下来，作者通过福克纳与沈从文创作生命内在紧张的比较研究分析，指出“沈从文和福克纳都意识到自己心爱世界的堕落和毁灭。不同的是福克纳采取了清醒的富于悲剧意识的现实态度，在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中表现出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憧憬，这憧憬使他对重造民族品德寄予热望”。经作者精微体察，两位作家的主要特征，基本倾向昭然若揭。董文最后落笔到《喧哗与骚动》与《长河》两部作品的比较，认为，《长河》与《喧哗与骚动》一样，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这部史诗反映了湘西世界在二十世纪中国大动荡的社会中变迁与演进，展现了现代文明与原始人性的正面冲突。它与《喧哗与骚动》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象征（迪尔西和复活节）而是通过夭夭和三黑子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出希望所在。 1990年，马翰蔚发表了《人类心灵的共同回声——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谈》（注：人类心灵的共同回声－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谈／马翰蔚／／宁厦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 60-69）。马翰蔚从作家对“宇宙文化”的总体自觉认同审视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创作，而这种对总体文化自觉认同建立在对各自民族文化传统认同的基础上。世界性的总体文化，正来自异体的传统，异体文化在生息演变过程中走向了一致。总体来看，马翰蔚并未超出董朝斌的视野，但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且充满辨证思维。马文接触到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用“文化自觉”的理论来剖析沈从文、福克纳这一类作家的思想艺术，无疑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当然，这方面还有待来者做进一步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