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人文学者，陈思和教授主要的学术领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正是在这一领域中，他以20来年的不倦努力，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并为学界所瞩目。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活动在这两个领域里一直处于前沿地位并始终发挥着广泛影响，这有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著作和一系列当代文学批评的编年体文集（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年，增订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编年体文集有《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写在子夜》、《豕突集》、《牛后文录》和《谈虎谈兔》等。）为证。 现在，陈思和教授同时担当着复旦大学中文一级学科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多年来一直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和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此外，还同时参与这两个学科的学术活动，并在学术界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尽管从至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影响看，与比较文学研究相比，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面目当然要清晰得多，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的学术努力及其影响，其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 以我的理解，陈思和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虽然更多地归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范畴，但他在主观上的学术努力和其成果本身所体现的意义和影响，已经超出了这一学科的范围。他的这些学术活动成果，同时也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有着特殊的联系。事实上，从他本人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兴趣而言，多年来他始终关注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一贯审慎地思考着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外文学比较的问题。对自己的工作在“中国文学”这一一级学科之下的具体学科归属，他个人并不十分在意。因此，不论是用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以比较文学学科的归属去估价他的学术成果，都无法全面地勾勒他的学术成就。同样，撇开笔者的学养浅陋和眼光局限不说，本文仅限于从比较文学学科的角度描述他在20多年来的学术成果，显然也不足于显示其本身的全部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本文只不过力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尝试勾勒出一个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陈思和先生。 但有一点必须首先说明，在具体的学术言说中，陈思和教授一直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比较文学研究，他甚至从不将自己看作比较文学专业学者，只承认自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员，在有关比较文学的学术会议、研讨中，他一直审慎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自谦地以外行者的身份发言，同时，在这种审慎的言说中又体现了锐利的学术锋芒，表达着他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的一系列清醒的质疑和思考，他的这些质疑、思考和探索性的研究，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当代研究带来了意味深长的启示。 资料梳理和个案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中外文化和文学的广泛而全面的交往为背景的，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背景，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在陈思和教授的学术活动中特别明显地体现着。 陈思和先生是“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大学从而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代学者，当他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正是中国新文学研究刚刚开始摆脱僵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走向学科独立的时期，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再次复兴之际。当时，正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中国被再次引进，并开始建立学科体系的时候。贾植芳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和第一批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导师，直接参与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那时的陈思和先生是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并被指派为贾植芳教授的助手，他虽然从一开始就以20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为自己的专业，但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无疑对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80年代初期，他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学术工作，一是参与承担了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注：由贾植芳教授、陈思和教授主编的《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曾以书稿的形式沉睡了十几年，现在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工作，二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即巴金研究。 前者是当时国内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最早也最为系统的一项大型工程，陈思和先生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承担了这个150万字的项目。虽然因为经济原因，这一项目的成果迟迟未能出版，但仅就其个人而言，这项基础工作对其后来学术研究的展开有着很大的意义，对于西方各种哲学、文化和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创作方法手段在20世纪中国的翻译介绍及其影响资料的全面清理，使他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化和文学资源与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汇和碰撞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使他对中国作家创作的认识建立在开阔的中外文学视野之上。 这种扎实的学术积累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在他所从事的个案研究中就充分体现了出来，他的巴金研究同样是从整理作家的原始资料开始，他与李辉先生合著的《巴金研究论稿》（注：《巴金论稿》，陈思和、李辉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的研究框架就是从思想文化和文学表现手法两个方面清理巴金的创作和中外思潮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欧美恐怖主义、法国民主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的关系以及巴金的创作与俄国和西欧文学思潮的关系，而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话题是长期以来被研究者甚至作家本人（出于种种原因）所无视或回避的，陈思和先生将对巴金文学独创性的分析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外来文化的资源之上，从而大大拓展了巴金研究的学术视野。他这时候的工作，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但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中开始贯注比较文学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并显示了切实的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