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一话题是由复旦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陈思和提出的，这一话题提出后，不仅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也吸引了众多比较文学学者参与讨论。《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今年特别开设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栏目，一年来，每期刊发2-3篇文章，从多个角度不同立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热烈的争鸣气氛，也引出一些新的问题。目前（2000年11月22日），《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内再次举办讨论会，对一些争鸣的焦点问题展开讨论。参与会议的不仅有著名学者、专家：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上海社科院的陈伯海教授、上海师大孙景尧教授、华东师大陈建华教授等，还有一批来自复旦、上外、上师大等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会议由《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主编谢天振教授主持。陈思和教授首先发言。他针对这一命题引起的争议，主要从三方面作了说明和强调。首先，他认为，在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不能把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作为主要的观念和方法，而且影响研究不等于实证研究，“实证”只能作为影响研究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它无法说明影响过程中，接受主体自身的创造性思维。陈教授声明，他对影响研究所持的激烈姿态，是受攻击最多的地方，但他并不是想否定影响研究和实证方法，他想颠覆的是影响研究居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支配地位并成为基本方法的那种观念。其次，陈思和教授对影响能否用量化的方法来研究表示怀疑。第三，陈思和教授澄清，他提出“世界性因素”命题，并不意味着推崇平行研究。这和当年韦勒克以平行研究对影响研究作出反拨的背景和意图都不一样。中国和西方对同样的具有世界性的话题，是在平等对话的立场上，作出各自的反应，中国并非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 孙景尧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欧洲文学之间是一种总属关系，在影响研究中，呈现单向的、非同即异的特点，而东西方文化具有总体性的差异，因此，两者关系是一种非同非异、又同又异的关系，鲁迅所谓的“兹生新种”，“兹生”二字极有分量。因此，他赞同应重视主体的作用，包括影响者的主体和接受者的主体。同时，他指出，西方这些年来也已经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互相沟通的必要性，也在思考有关世界性因素的问题，只不过敷衍多于实际，理想多于行动，应该说，“世界性因素”命题的提出，是符合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形势的。 陈伯海教授在发言中，首先对陈思和教授质疑将中外文学关系归结为影响，将影响归结为实证表示赞同，但认为影响不宜全盘否定。随后，陈伯海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引起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是，“世界性因素”该如何界定？现代意识是不是一种世界性因素？世界意义和现代性是否等同？如果说，现代化不是一种模式，那么，中国的现代性、现代化指的又是什么？其次是方法论问题。影响研究确有很多局限，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也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中外文学关系应取综合方法研究，还是在这以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因为谈到关系，总离不开一个参照，能不能据此形成一个“参照研究”呢？ 陈建华教授认为，陈思和教授的这一命题有积极意义，但他同时认为命题始终以中国文学为出发点，学科背景过于明显，从而影响了它的普适性；“传统的”影响研究的不足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不能将当代发展了的影响研究与“传统的”影响研究混为一谈；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一个长时段的内涵丰富的课题，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并且综合多种方法来展开研究；目前研究界不是“过于迷信”乃至“滥用”实证方法，而是相反。严绍
先生倡导“原典性的实证”，切中时弊。陈建华教授希望他的不同见解能有助于命题的完善。 会上还有复旦等校研究生参与发言。谢天振教授在归纳总结中指出，陈思和教授的“世界性因素”命题，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论，对于比较文学理论，甚至对当下一些文化理论都极富启发意义。但对陈思和教授自己的阐释，个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和各自的阐释，他特别对一些青年学生表现出的独立思考表示赞赏，同时指出，通过讨论，我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也在概念的定义和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和思考，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有助于今后更深入地探讨这一命题。《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将继续开办这一栏目，将这一讨论向纵深展开。（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