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26(2000)06-0043-05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是紧紧追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学术史实。但在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研究中，这一特征并不明显。在东北沦陷的14年里，文坛虽有《满洲新文学史料》、《满洲作家论集》等著作问世（前书中收有山丁的《十年来的小说》、李文湘的《十年来的诗歌》等重要文章；后书收入当时文坛重要的作家作品评论文章），但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就有多部出版的状况不同，东北沦陷区文学史著的研撰与出版，在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统治下还未见有。 如果对半个世纪以来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作一番描述，我们就可以将出发点锁定在40年代中期。对沦陷时期东北文学史的研究，事实上是在东北光复之初开始的。我们可以将以此为开端的一年间的研究视为它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体现了文体学的意义以及从时期的整体性与性别和群体视角进行综合探索的特征。1946年《东北文学》月刊登载了姚远等人对东北沧陷14年间各文体创作的回顾与评论文章。姚远撰写的《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1]，“将十四年来发表于杂志、报章以及集成单行本的小说分别加以讨论”。对秋萤、小松、古丁、爵青、石军、疑迟、金音、袁犀、吴瑛、也丽、梅娘等作家，《北归》、《泥沼》、《河流的底层》、《绿色的谷》、《两极》、《小工车》等重要作品的创作特色和文学地位，都予以品评。比如文中指出：“山丁的《绿色的谷》，打破了过去的注重叙述故事的惯便，而在故事里渗入了作家的意识，在这一点上，它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作者的浑雄的气魄与伟大的灵魂殆充沛全篇。”对东北沦陷区小说文体和作家作品的历时性、整体性的研究由此开始。林里写的《东北散文十四年收获》[2]，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散文创作作了小结，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如杨絮及其《落英集》、但娣及其《安荻与马华》、辛嘉及其《草梗集》、季疯及其《杂感之感》和刘汉及其《诸相集》等都收入其中，特别又论及到了散文名家也丽、未名、成弦、陈芜、韦长明、秦莽等人。作者认为，也丽的《黄花集》“是东北散文界唯一的纯散文集子”，“作者视野‘广泛’、目光‘犀利’；未名“虽然已经为了死亡而减缩了生之渴望，但在构想和笔力上，相信已经是东北散文的最高峰，这十四年里实在是无过其右”；陈芜的散文“每每取材自远古的传说，而充满了古典的情绪”，作品中“永远脱不掉执拗于生命的呼号”。李文湘在《过去十四年的诗坛》[3]一文中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作为分界，认为“战前的作品比较淳真”，战后的作品则“真的情感敛迹”。称成弦的《青色诗抄》“充满了青年的情爱；堆集了轻巧的词藻。读之像一缕烟，把握不到甚么”；“韦长明的《七月》，热情很丰富；不过在词藻的锤炼上还欠工夫”。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各文体创作情况的回顾与梳理，说明早在这个时期，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成绩就已经得到当时评论家们的认可，并且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特定时空下的“特定”文学已经产生了事实上的深广影响。之后，林里又发表了《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4]，表明东北沦陷时期女性文学的勃兴，此时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甚至是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被文坛所瞩目。文中这样写道：“东北女性文学已经是冲起了一泓活流而也收获了丰腴的果实。”文章全面总结了东北沦陷14年间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成就和特征，重点探索了《跋涉》、《两极》和《第二代》这三部具有拓荒意义的作品集及其作者悄吟、吴瑛、梅娘；还谈到了文苑“几粒不为人注意的果实”：杨絮的《落英集》、但娣的《安荻与马华》，评点了女作家们在各种文体创作上的得与失，是一篇深入探索东北沦陷区女性文学创作成就与发展规律的上乘文章。《东北文学》上还发表有孟语的《沦陷期的东北戏剧》[5]等对沦陷区文学其他文体的史论性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尚只是对东北沦陷区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本身的较粗疏和探索性的描述，但已为东北沦陷区文学“勾抹出来一个轮廓”[6]，对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在这里起步。 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项研究工作未能健康、持续地展开。研究对象因产生于殖民文化统治的历史时空中，便被统指为“汉奸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禁区而无人敢涉足，这给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不光是搁废了30余年宝贵的学术光阴，而且大量的原作和史料散佚，东北沦陷区文学难窥全貌，给后来学人的研究工作的再开展增添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二 进入80年代，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使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生机。在这旧痕仍残存、新姿尚朦胧的历史关头，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出现表明了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研究中的挣脱“左”的束缚，追求突破与创新的取向。张毓茂的《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7]，无疑具有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路向上的界碑性意义。它为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研究格局的科学构架奠定了基石，最先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作为“五四”以来东北新文学，包括东北左翼革命文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来考察。这种研究导向上的突破为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研究扫除了历史陈见和障碍，使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价值所在。之后，李春燕的《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8]，针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看法上存在的分歧，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明确指出：从本质和主流上看“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是爱国抗日的文学，是反抗侵略的文学”。提出要“清除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中的左倾思想”，倡议“为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后，孙中田撰写的《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序〈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9]一文，深入一步地指出了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学研究和清理的必要，主张“在文学历史的解读中剥开‘现存’的迷雾，寻求‘合理’的必然的东西”，倡导“从审美的取向出发，以整体流变的中国现代文学为参照，也许更见其丰富和多维关系。”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在不断的纠偏和研究的方式、方法的多方探索中渐次推进。众多的学术生发点，使研究者在纵、横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审视沦陷区文学史，进行多元的内涵表达和形式建构，有分量的成果不断问世。 对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山丁、袁犀、吴瑛、梅娘、田琳等人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成为新时期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高翔的《旧时代“送葬的歌手”——王秋萤生活和创作道路略论》(1985)是这方面研究第一篇有分量的专题文章，表明着该领域研究的正式起步。”[10]对个体作家作品的专论和对作家的评判，较有价值的还有范智红的《袁犀论》、徐迺翔的《梅娘论》、岳玉杰的《试论梁山丁的乡土小说》等。对于社团流派的研究，黄万华的《艺文志派文学初探》和《艺文志派四作家论》等是其中比较突出的论作。铁峰的《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11]是关于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中极具分量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