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1)01-0127-04 一、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历程 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正式发轫至今已历70年，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至“文革”前，这是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成积累期。在这一阶段，首先是确立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名称，这使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有了自己的最为基本的学术话语。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名，如同现代出现的许多新名词一样，是从域外舶来的，1930年在冯宪章译日本文艺家川口浩的《德国的新兴文学》中，最早使用了“报告文学”一词。 自1931年起，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大量地译介国外的报告文学理论，作为建构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参照与借鉴；二是在译介的同时，有为者开始进行报告文学理论的创设。现见最早的报告文学专论是袁殊所作的《报告文学论》（见1931年7月13日出版的《文艺新闻》），据袁殊后来回忆称，该文是“根据夏衍、适夷和我的讨论，并参照了苏联的理论”（注：袁殊：《袁殊文集·关于文艺新闻》，南京出版社，1992年。）而写成的，而从文章的内容看，袁文显然是参照了日本川口浩的同题论文。真正完成理论批评由译介借鉴到自铸创造跃进的是胡风、茅盾等人。胡风的《关于速写及其他》、茅盾的《关于“报告文学”》等是说自己的话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论文，可视为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论。 30年代是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个颇见业绩的时代，是一个一开局便出高潮的年代。研究者以开放的胸怀与创造的实绩，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史的展开奠定了基础。40年代，以群、蓝海等对抗日战争时期报告文学的评论，李广田、罗荪对报告文学文体特质的解析；50～60年代何直、井岩盾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争论，刘白羽、郭小川对报告文学基本问题的探讨等，都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经过30多年的累积，此时期报告文学理论的存量虽不及强势的诸如小说、诗歌等那样丰厚，但也已是卓然可观的了。在一片荒芜之上，只经过短暂的几十年的开垦，研究者对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有所涉论，形成了文体理论研究的基本要点，这为文体理论的发展构筑了一个雏形的框架。 第二阶段：从1977年至1999年，这是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阶段。由于“文革”的逆行，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曾一度中断。所以，从1977年到80年代中期，还只能是理论批评的“恢复期”，研究者所做的主要是传播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理论、文体写作的基本知识。这种被传播的理论知识更多的是对原先研究成果的一种继承，总体上缺少理论新质的培育。80年代中期以降，由于集纳式、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崛起，特别是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引发创作界和理论界对具有新变的报告文学作出研究。其时的报告文学，正如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所说的那样，“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希望从报告文学中看到现代人的活动，从而获得更多的新信息、新的思想、新的哲理、新的情绪。报告文学要全面走向社会。”（注：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后记》，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报告文学内存的泛化，尤其是学术化与读者需要的新变，对业已形成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范型提出了挑战，甚至开始动摇原有的报告文学评价尺度。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研究者着手进行颇为艰巨的理论创造，以寻得新的理论批评机制，建构贴合新变了的报告文学的评价规范。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期。此间推出了一批比较有学术份量的研究成果，朱子南、张春宁、赵遐秋、章罗生的著作是其中的代表。范培松的《报告文学春秋》、李炳银的《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梁多亮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等，都包含着他们对报告文学本体理论许多独到的识见。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陈进波、马永强的《报告文学探论》等对域外报告文学的研究，进一步开拓了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空间。当然，此时期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表现在前期主要是理论批评的泡沫化倾向比较突出，批评的感性化导致研究学理性的消解。后期学理品格有所见长，但理论批评整体性建构失衡。与创作史研究相对兴盛相比，对报告文学本体理论的体系性建构显得不成气候。 二、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质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由于研究的背景、对象、主体等差异甚大，所以每一个阶段体现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从整体上去观照，我们可以发现，其也具有一些总体性的特征。 特征之一是理论批评的探索性。由于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历史不长，相对来说，它没有成型的理论遗产可以承继；另外，国外报告文学理论的研究虽早于中国，但可资参照的理论并不丰富。像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主要是述介报告文学的发生背景，阐释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文体原则，介绍国外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作品。而对报告文学的研究，更强调它的批判精神，和它作为“艺术文告”的文体特性。域外成果对中国的研究者有启发意义，但研究的细化、深化却需要中国的报告文学理论工作者去开拓，去探索。 理论开拓与探索的基本策略就是将报告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创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并针对具体的创作实践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设计。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提出了报告文学艺术小说化的问题，他认为除了虚构以外，报告文学可以借鉴“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包括“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注：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这一点虽已无法概括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但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中却是颇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在报告文学的文体进化中，即由新闻向报告文学转型的初期，这种文体报道味十足，新闻的胎记很深；而要完成新闻向报告文学的文体转化，借鉴小说等文学形式的艺术之长，就不失为一种有效之举。但茅盾的主张，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受到了有力的挑战，挑战来自于新变的报告文学创作。茅盾的观点立足于作品的人本中心，即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生成需要以人物再现为主，他把作品以事件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看作是作品浓化文学味的一个重要进展，而他所主张的小说人物刻画、环境描写、氛围渲染等的艺术手法无一不指向人物再现的中心。但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即人物中心的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已让位于崛起的集纳式作品，这些作品以信息流量与思想力度见长。所以李炳银、周政保等提出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内涵要重新进行审视，而麦天枢等认为报告文学以理性为美、思辨为美。笔者认为，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提出的这些理论主张是非常具有创意的，他们面对变化了的创作实践，不为名家定说所囿，进行富有意义的理论创造。可以说，正是由于有这种不懈的应变求真的探索精神，才推进了报告文学理论的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