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129-07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和精神发展史，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不断在场的文本，以重新获得对自己过去历史的新鲜感。现代文学史研究是重塑这种历史新鲜感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它使历史复活的同时也将自己列入史册。它会化为历史的多维合力之一，参与到现代文学史形成和言说的历史进程之中。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应当秉承追求真理的热忱，在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话语实践中，探寻历史与生命遗留下来的痕迹，探寻那些支撑我们民族或个人生存与前行的精神潜能和文化资源。 前瞻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趋势，首要任务就是认清研究现状、总结经验。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以为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过于执迷于一些口号，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理念。不可否认，这一口号的提出乃至一些实践，拓宽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思维空间，拓展了我们文学史观的进一步演绎（比如“大文学史观”的浮出），也开掘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广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一理念存在着时代的局限和实践个体思想资源和知识结构的不足，人们在注入这一理念更多内涵的同时也进行了“偷换概念”式的为我所用，使这一理念之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革命性启示日渐稀薄，面临被证伪和解构的境地。第二，过分沉迷于“体例创新”。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文学在当下的复活和重演，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过去”组织为一套发展体系。以前出版的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过多地强调“体系”外在结构和写作体例独出心裁，然而事与愿违，结果往往是千人一面。人们在强调“体例创新”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史识创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非就是强调“史识”的创意性和重要性。体例创新易，史识创新难。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精神资源支撑史识的创新，就难免导致象牙塔内的体例精致化或模式化。目前大家比较看好的几部现代文学史著作，关键在于“史识”令人耳目一新，“体例创新”倒在其次，因为同样体例原则下的其他文学史则令人不敢恭维，尽管整了容，但心脏跳动依然是过去的节奏。第三，过于重视经典和精英作家及其作品，仿佛现代文学史就是他们轮流上场独家占有的舞台，从而忽视了当时文学界一般的知识、思想与文学信仰。因为精英的和经典的文学思想未必真的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文学的真实发展过程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文学思想和观念作为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它们支撑和制约着文学思想和观念的演化，而精英的经典的声音不过是最为响亮而已，但它在使当时的文学思想和观念达到时代高度的同时，也给其广度圈定了范围。这固然是历史淘汰法则使然，但作为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如果只看到历史的高度，而不能正视这高度背后广阔的平原，那我们就只能是巨人肩上的侏儒。那种“研究对象高度决定研究者高度”的戏言，就是这种研究范式的后果之一。第四，理论武器滞后。在80年代，现代文学史研究曾一度作为“显学”而存在，这固然与当时的历史境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学人的理论素养和胆识也是前沿的。时至今日，人们感叹现代文学研究领地早已被瓜分完毕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研究主体的巨大能动作用，忽视了自身理论武器的更新。当其它人文社会科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局限于自己的理论想象视野，难以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领地固然瓜分完毕，可是当你拥有新的开采工具时，就可能开掘出自己需要的东西。 正是在这些问题意识的刺激下，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呈现出三大气象：第一，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念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和实践，一种“大文学史观”渐渐浮出水面，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理念注入了更多的内涵。一批现代文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将推动着现代文学史研究在21世纪更为宏阔的知识谱系中寻找位置；第二，随着将现代文学史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建制的吁求和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实践，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思想淡出、学问凸出”的氛围中，从更高一个层次上寻求自身体制的完备，更加注重学科性的严密、系统和精细；第三，随着现代文学史研究主体的不断反思和初步实践，建立在80年代新启蒙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文学史观的诸多理念，将在21世纪发生一场从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基础到叙事话语范式的转换，许多过去不证自明的现代文学理念将受到质疑，现代文学将在新的理念的烛照下，被重新审视和书写。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理念将在我们话语研究空间中承担着重大理论内涵，它们之间既是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权力斗争关系，同时也是相互融纳和交流的对话关系。全球化将以前所未有的统摄力涵盖所有的文学现象，同时文学的民族化也必将在全球化的景观中重新认定自己的方位。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将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对立统一的场域中，寻求价值理念的突破与思维方法的转换。我们以为这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亟需确证的首要问题。 二 在文学的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宏大背景下，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规范，是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性工作。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内涵，是21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历史出发点与价值规约力量。由于全球化最强大的理论体系是现代性话语系统，因此21世纪中国文学与研究的价值走向的基点，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对立统一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及其学术研究。 在过去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界定中，人们在勘察文学现代化共生特质的过程中，往往归纳和演绎出一种高度抽象化的理想典型，从而形成一种普遍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潜层理论致思模式。这往往忽略了文学现代性的同质性、文学现代化的同构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境遇之间广阔的关联域。正是在这一广阔关联域中，现代性和民族性相遇而形成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个性”，才能真正构成勘探其性质的原点和切入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折射和精神展现，民族性是它在20世纪历史选择中形成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因此，从宏观的理论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