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1-0013-008 我在《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1-p334-353]中曾经提出：把1949年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是不妥当的，因为1949年以后的主流文学所遵循的原则，其实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则的进一步强化，并不是与以前异质的新原则的确立；而更重要的是：在1979年以后，文学在总体上已逐步向抗战前的二、三十年代的传统回归了，把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与80年代的文学作为性质相异的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就显得缺乏依据。所以，我认为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80年代的文学都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而从本世纪初到文学革命的发生则可视为现代文学的酝酿期。在本文中，我将进一步阐述现、当代文学分界究竟在什么时期的问题，以就正于有关的专家和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一） 所谓“当代文学”，首先是指当前的文学，也包括在时间上与当今相衔接、在性质上与当前文学属于同一范畴的文学。因此，我们今天要讨论“当代文学”从何时开始的问题，首先就要弄清当前的文学与前一时期文学有何不同，其次再研讨这种不同是从何时开始的。而这也就要求我们先确定今天所谓的“前一时期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 为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先把“文革”时期的文学划入当今的“前一时期文学”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两种文学的性质不同在今天已成为共识，不必再多所论述。 不过，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开头几年，“文革”的影响远未肃清；直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举行）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辞》，并在这之后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又明确地说：“……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2-p220]这才开始了文学上的新时期，而文学是否从属于政治，以及由此而来的文艺的任务是否为政治服务，也就成了区别“文革”以后的文学与其以前的文学的根本性标志。 在这样的总趋势下，中国文学从80年代前期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此有很好的描述（注：从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虽然洪子诚先生与陈思和先生都是根据各自的研究而得出自己的见解的，但就两书版权页来说，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于1999年8月，较陈书出版时间早一个月，故此处引洪书为据。）：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 ……“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努力，是继续四五十年代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也包括周扬等在60年代）以悲剧结局告终的工作。[3-p240-241] 此书对80年代文学的总体叙述已经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而胡风、冯雪峰（这里是指其被批判的主要观点）都是鲁迅传统的继承者，秦兆阳受批判的代表作《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论文则可说是胡风、冯雪峰的文学主张的继续。所以，这也意味着80年代前期的文学乃是向以“五四”为标识的二、三十年代文学传统的回归；只不过社会环境不同了，作品的内容也就有了较大的具体差别。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想进一步探讨的是：一，80年代前期文学的这种回归的主要指向是什么？二，这种回归从文学的发展趋势看，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抑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的探讨只能以小说为材料。 （二） 鲁迅研究者通常把其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对其前期思想的评价在研究者中还有不同意见，至其后期，则几乎一致肯定其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其后期所作的《〈草鞋脚〉小引》（收入《且介亭杂文》）中鲁迅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可见自1917年文学革命至1927年间的新文学是以要求“人性的解放”为中心的。至于该文所谓“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的实际内涵，则正如章培恒先生在《鲁迅的前期和后期》[4-p298-306]中所指出的，乃是把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进而实现无阶级社会视为人性解放的必然过程。在这里，“人性的解放”仍是目的，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所以，1927年至1936年（鲁迅于该年逝世）的文学主流也仍以要求“人性的解放”为主，不过有些作品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表现这一点的（注：关于此点，我在《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中已有所论述，此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