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与文化迅速变迁的事实，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出现在文学家面前，随着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农业型走向工商型，旧有的价值和审美观开始崩溃。如果说80年代张贤亮、王安忆等人对性欲的表达是当代文学对欲望禁区的第一次突破的话，那么，90年代新生代作家何顿、邱华栋、朱文等人的小说就以对金钱欲的认同和表达，实现了对欲望禁区的纵深挺进和突围，并由此赋予了他们小说以先锋性意义。 一 市场经济社会中以金钱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的生活领域，无疑是当代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这里不仅涌动着经济资本的浪潮，也奔腾着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波涛，它们相互撞击相互融合形成的合力，为我们拓展出了前所未有的璀璨夺目的文化景观。正因为如此，何顿、邱华栋、朱文等新生代作家从利欲的方位上切入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和价值观念变化的最佳视角。 在何顿、邱华栋、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中，金钱欲作为人类最强烈的基本欲望之一，在以赢利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不断为市场经济所刺激和调动，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驱动作用。发财致富，成为这些新生代作家小说中人物的共同心理和追求。在朱文《我爱美元》中，主人公“我”“渴望金钱，血管里都是金币滚动的声音”。这种对金钱的渴望，使他觉得：“尊敬这玩艺太不实惠了。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在何顿的《无所谓》中，不仅罗平、王志强等“对知识不感兴趣”，“在一起谈论的是赚钱”，“赚钱”才是他们的“正事”，就是一直在追求理想，企图在追求理想中“找到自身的价值”的李建国，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下，最后也不得不为金钱而奔波、劳碌。在这里，人的精神追求被一种实利主义所取代，实利主义将人的一切需要都简化成对“金钱”“实惠”的需要。这种价值判断显然根源于一种“金钱意识”。这种“金钱意识”作为何顿、邱华栋、朱文等作家小说中人物的一种人格准则，成为判定人物是否成功的先决性条件。也就是说，愈成功的人就愈有钱，而没有钱的人的人生则注定是失败的人生。这种以“金钱意识”来衡量人的价值准则，无疑强化了何顿、邱华栋等作家小说中人物急于摆脱贫困的焦灼心理。既然成功与金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经济上贫困而精神上优越就不可能完全赢得人们的钦羡。朱文的《我爱美元》中，主人公“我”认为：“与金钱的腐蚀相比，贫穷是更为可怕的。”在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钱的人，不仅会像何顿《弟弟你好》中的“弟弟”那样，“因是穷教师被同学忘记在一旁”，而且也会像邱华栋《生活之恶》中的尚西林那样，由于“不仅没有钱，也没有权力、荣誉感和其他任何让他能感到骄傲的东西”，惧怕失去相爱了四年的女友眉宁。为了摆脱这种对贫困的恐惧的焦虑，使自我进入成功者的行列，“弟弟”、尚西林等将获取和占有金钱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择手段地加入到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竞争与搏斗中。 在这种利益的竞争与搏斗中，“弟弟”、尚西林等的行为是以“利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于是，金钱的诱惑和个人利己主义相纠缠，形成一种超社会、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随着“弟弟”、尚西林等求金者求金行为不断深入和展开，求金者们心理就会呈现出一种递进性的形式。“弟弟”等求金者获得的财富愈多，他们的求金心理就更加膨胀。这时金钱对求金者表现为一种强迫力量，它驱使着“弟弟”等求金者不断向敛财聚财的下一个目标奋斗。这种聚财敛财心理膨胀速度之迅猛，有时甚至是求金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邱华栋的《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当初从偏僻的山区来到繁华的京城时，她的目标是“想挣一点钱，回到四川家乡去养猪、种花”，一旦她经营餐饮业挣到很多钱后，她又觉得“对我来讲，我是赚了很多钱，但这还不够。”她的金钱欲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在经营餐饮业的同时，又经营娱乐业和房地产业。何顿的《太阳很好》中的宁洁丽，从医院辞职来到龙百万的百叶窗厂，是因为龙百万的百叶窗厂的工资比她原来工作的医院的工资高出一倍多，然而，随着与龙百万的关系不断加深，她“暗暗有那种把龙百万占为己有的想法”。而将龙百万占为己有的心理根源，则在于对龙百万百万钱财的觊觎。对这种求金行为的递进性，仅仅用“贪婪”去揭示黄红梅、宁洁丽等求金者的心理根源是难以全面和深刻的。事实上，在贪婪的外在形式后面，黄红梅等人这种求金行为的递进性往往潜藏着求金者对安全感的渴求和梦想。黄红梅等求金行为的驱动力来源于他们对贫困的恐惧，而对贫困的恐惧又是与人们对安全的渴求相联系的。当黄红梅等在贫困时，他们的目标是为自己赚取足够维持基本生存权的钱财，以获取一种安全的感觉。然而，一旦进入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黄红梅等求金者要想获到安全感，就必须压倒对手。于是，要达到安全感所需的钱财就这样逐渐增加，而金钱作为一种等价物，又具有一种不能满足人的特点，这样，寻找安全——寻找金钱——寻找安全就形成了一种周期性循环过程。这种寻找金钱的周期性循环过程虽然并没有给黄红梅等求金者带来实际意义上的安全感，然而，求金者在周期性求金过程中不断出没的市场经济社会空间，却提供了一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中远不具备的个人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是二位一体、没有分离的，一个人，诸如何顿《无所谓》中的李建国等，一旦被政治体制所抵制和排斥时，就意味着他们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的丧失。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和社会开始出现分离，一个市场经济社会的空间开始形成，这种市场经济社会空间作为一种以追求现实利益为核心的相对自律的空间，它是以肯定和保护私人化的经济关系的面目出现的。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中，黄红梅等个人对金钱递进性追逐的欲望，不仅不会被斥之为“贪婪”而加以排斥，反而成为进入这个社会空间必备的资格和条件而被认同和肯定。正如朱文的《我爱美元》中写的那样：“后来货币就日益重要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它无与伦比的媒介作用赋予了我们更多的避免被埋没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尊重钱，它腐蚀我们但不是生来就是为了腐蚀我们的，它让我们骄傲但它并不鼓励我们狂妄，它让我们自卑是为了让我们自强。”于是，市场经济社会空间在给人们提供摆脱国家控制的依附型人格的最佳途径的同时，也使人们体验到了经济独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私人性的生存自由。正是市场经济社会提供的这种经济独立和私人性生存自由的空间，使何顿《无所谓》中的罗平、王志强，《弟弟你好》中的“弟弟”，邱华栋《生活之恶》中的尚西林、罗东，《别墅推销员》中的沈方等人脱离了传统体制的控制，毅然投入到市场经济社会竞争的洪流中。在这种充满自由竞争和搏斗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王志强、“弟弟”等去除了往昔身上的沉沉暮气，而重新焕发了一种自信自强的生机。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竞争者，“弟弟”、王志强等遵循的只能是市场的竞争法则，一种新的人与人的交往原则，即契约原则。在契约原则支配下，利益主体的个人私欲在市场经济社会空间自由释放时，也理应给予其他个体的私欲以同样的自由权利。这种契约原则生成的市场交换原则自然对计划体制下政治权力导致的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瓦解，在金钱面前，人们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中写道：“佴城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城市，有的只是那一套冰冷冷的生存原则。在此原则面前，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任何人，只要他拥有足够他消费的金钱，他就可以买到过去普通大众无法接触的商品。邱华栋笔下的外来妹黄红梅就能够在京城购买“价值几千万元的大别墅”，与京城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平等地交易与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