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5-0110-008 一 八十年代以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心理学等文化思潮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广为传播，一些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其中的非理性主义的自我观念。非理性主义的自我观念，与此前勃发的针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群体主义的自我意识有所不同。它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把自我看作是超离社会关系和历史联系的孤独的精神个体，认为人直接体验和感受着的本能（包括作为心理本能的无意识）与潜在的生命意志，是纯粹主观的，完全独立的，有无限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人应当从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可以绝对自由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本质，造就自我。 这种自我观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其中有的观点和阐述，确实填补了我们过去对人自身的认识的空白，启发我们去注意人作为社会存在之外的另一面，又曲折地表达出人对于个性自由解放的固有的向往。因而，对它的吸纳和确认，曾被看作自我的第二次觉醒，又一次高扬，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时期的一些作家中尤其是1985年前后的部分作家，就十分关注人的心理活动的非理性方面，并在一些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自我观，成为它们的一个主题。现在，认真来看一看这种自我观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它对于新时期文学及其发展的实际作用，我以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二 非理性主义的自我观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表现，首先，是对人的本能的探究。一位年轻的诗人曾说：“我总希望让人们立刻感受到原始性的冲动和情绪”，[1]颇有代表性地表达出一些作家的追求，他们认为从人的原始本能深入下去，可以探索到人的本性，探索到真实的自我。 探究人的本能，最先比较集中地在探究人的性本能上。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小说主人公章永璘长期处于屈辱、困苦之中，而不甘于精神上的沉沦。但他像所有独身度着干枯生活的劳改犯们一样，身心中蠢动着性欲“魔障”。他有一次偶然看到在排水沟洗澡的女劳改犯黄香久赤裸裸的丰满圆润的肉体后，就产生了难以克制的性欲，虽然他自己不断告诫自己这纯粹是“生理上的性欲”，也无济于事。八年后，两人在农场重逢，章永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进入了黄香久的生活，从此经历了结婚、冲突、离异的曲折过程。他去找黄香久之前，曾无奈地反省：我“总是处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一个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是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这种“非理性的本能”和“理性的思索”之间的冲撞，贯穿了章永璘和黄香久结合和离异的整个过程。新婚之夜，章永璘发现自己由于长期的性压抑，已丧失性功能，痛苦地体验到生命的残缺，自己只能算“半个人”，觉得人生一片灰暗，甚至想到死。而后来在一次抗洪抢险中，章永璘不期然地在众人面前显示出他的才智、勇气和力量，他的性功能忽然恢复了。性功能恢复后，他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活力与更新，确证了自己生命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这时他胯下的大青马就这样对他说：“我感觉到你的变化。你的鞭子是有力。你的血液里羼进了原始的野性，你更接近于动物，所以你进化了。”作家竭力证明人的这种动物性本能对于生命的意义。这种由性本能产生的情欲以至于爱情，成了章永璘自我实现的开端。没有性本能的恢复，章永璘可能一蹶不振。而性本能的恢复不仅使他找回了自我，而且这种性本能后来还升华为理论写作、改革社会的抱负，使他一心要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了。这中间当然还夹有报复黄香久“失身”等复杂心理的驱使，但因性本能升华而要求自我实现是主要的。总之，章永璘从性本能出发，终于成为了完整的、强有力的人，找到了真实的自我。此后，许多从各种角度表现性意识的作品，都把这种原始本能冲动当作生命本体最根本的东西，一时汇成了所谓“性大潮”。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虽然并不是重在表现性本能的小说，但对一个农村孩子的朦胧的性意识的描写，却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引人注目的内容。小说叙述了某地农村一个失去父母之爱的黑孩在水利工地上艰苦的劳动生活和梦幻般的心理、行为。据作者说，他是要写出他梦后记忆中的“那种神秘的情调”。瘦弱的、被后母打傻了的黑孩，跟随小石匠来到工地劳动，得到邻村菊子姑娘的关心疼爱，死寂的内心萌生了一种温情，一种对菊子的迷恋。一天，大家围坐在打铁铺里，让黑孩从地里挖来了地瓜和萝卜，菊子随即把萝卜洗净。在吃地瓜时，黑孩产生幻觉，看到一个放在铁砧上的红萝卜“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泼的银色液体”，非常奇妙美丽。黑孩于此印证了自己对菊子姑娘的爱情体验。但待他要捉住这个萝卜时，被心怀嫉妒的小铁匠劈手夺去，扔到河里，无影无踪。不久小石匠与菊子相爱，一起从工地上失踪了。小石匠真正得到了爱情。黑孩则仍在希望找到一个那有金色光芒的红萝卜。他到地里，像在梦中似的，一个一个地不停地拔出来细看，以至拔掉了大片萝卜。寻找那“金色的红萝卜”，实际上就是在寻找他心中对于菊子姑娘的迷蒙而珍贵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由微细的、朦胧的性爱意识所触发的，而又包含着更幽深遥远的东西，它曾给他的生命以活力和亮色。但是他没有找到，他无力找到，所以整篇小说充满着一种伤感情调。 张洁的《祖母绿》写左崴与卢北河、曾令儿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多出于本能的性爱意识。当年，左崴因曾令儿在反右运动中保护过他，出于感激，与曾令儿结了婚。但那种本能性的无意识顽强地让他知道，他并不爱她，以至于结婚那天，“左崴不停地忙着，说着，他怕，怕一切静下来，和曾令儿面面相对”。后来，左崴与卢北河结婚，而卢北河很清楚左崴能力和品质都不行，但他的音容笑貌总使卢怦然心动。卢北河想，要爱他一辈子，“这太惨了”，却又扭不过自己。意识与本能性的无意识的矛盾，使左崴、卢北河各各分裂成两个自我。作者显然认为，那种无意识里的自我，即不爱曾令儿的左崴和爱左崴的卢北河，各是他们更真实的自我，他们的行动证实了性本能的支配性力量。 当然本能不仅仅限于性本能，新时期的许多作品还多侧面地挖掘人的本能。例如在一些“寻根小说”里，既写性本能，又更广远地表现人的原始本能状态。韩少功的《爸爸爸》里那个小老头似的又永远象儿童的、不会死灭的怪物丙崽，只会说“爸爸”和“×妈妈”这两句“话”，来表达他顺从或反抗的意思。它在抽象的意义上暗示了人类最简单的生理性反应，暗示了性本能等人类生命最基本的创造和延续。丙崽本身是原始的神秘顽固的本能的象征。附带说一说，作为“寻根文学”，小说的描写里确有些或浓或淡的民族文化色泽，其实基本上还是表现作者想象中的人的原始状态的非理性的生存本能。有的论者曾说，从丙崽身上概括表现了一种“不被别人欺负便欺负人”的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好象是一种“华夏文化”，甚至令他“不断反省我是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丙崽”。[2]其实“不被别人欺负便欺负人”之类的心理和行为并没有多少文化意味，更没有多少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本质性的东西，而主要表现为人作为生物存在的本能，主要还是告诉我们人的本能的强固和愚蠢。莫言的《红高粱》也相类似。《红高粱》除了写“我爷爷”、“我奶奶”原始性的狂野的情欲和性爱之外，也从民族文化和民间生活中多方面地发掘、表现人的本能。其中主要张扬人的原始野性的雄强、狂放和生命力的健旺，似乎是以此来对照现代人的懦怯和卑琐。小说中的“我爷爷”是一个草莽英雄，浑身洋溢着非伦理的自然生命力，非理性的基本生命冲动。他英勇无畏地抗击民族的敌人，表现出英雄气概。但作品显然无意于作社会的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无意于揭示抗日战争的性质和表现他的英雄主义，也没有多少兴趣作道德的评判；而是借抗日时期的背景，竭力突现个人的与社会斗争无关的非理性的雄强和多种原始的欲望。出于这种旨趣，作品甚至乐于淋漓尽致地描写人的残忍施行暴力的欲望和行为。例如罗汉大爷逃离日军控制区时，本想悄悄拉回自家的两头大黑骡子而遭踢，恼怒之下，竟不顾利害，用铁锨奋力铲断它们的腿骨，铲破它们的脑门，结果因累倒而重被日军抓获。日军士兵则命人将他剥皮示众，慢慢地直把他剥成一个“肉核”，从中得到官能的快感。看这两段描写，使人觉得施暴是人的一种生物性本能，虽然罗汉大爷和日军士兵是很不相同的人，却同具这种本能。阿城的《棋王》有较浓的文化气息。在它的主人公王一生的心理中积淀了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文化的精神，但他的生命自足状态和似与宇宙之气、生命本源合一的风貌，时时也呈现为一种本能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