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1)01-0021-006 （一） 关于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我早在1995年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写的序里，就说到过这个意思；以后又在论文《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管窥》中专门论述这一现象。但在前者，90年代文学刚刚过了一半，许多特征仅仅初露端倪，我指出这一现象也只能点到辄止；而后者又是一篇探讨20世纪文学发展规律的论文，主要篇幅用来讨论“五四”到30年代的文学现象，90年代的文学几乎一笔带过。以后虽然在一些文章中屡屡提到过这一概念，但始终没有作全面的论述，究其原因是我自己对90年代文学究竟如何去向是存疑的，我还想多看看，在未来的文学以致文化发展中，究竟有没有实现无名化的可能性。现在真正的“世纪末”已经来临，站在这个时间的门槛上论90年代的文学特征，大约是可以避免任意推测和想象之嫌了。 直接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近日有幸拜读了谈蓓芳教授的论文《再论现当代文学分期》的手稿。这篇论文是以讨论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为主题，以“文学回归自身”为标记，论述的结论是“80年代文学是向‘五四’新文学传统回归的时代，从90年代起则将成为逐渐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产生距离的时代，但这距离绝不意味着背弃‘五四’新文学已有的成就，而是在这成就的基础上朝着符合文学本身特征的方向走上更新的阶段。”那么，什么是“文学回归自身”的标记呢？“就中国的特定环境而言，这一倾向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进一步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复杂的人生——包括人在当今的生存困境及其所担负的环境的重压。”这篇论文的观点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是我第一次读到的，对90年代文学的极为高度的评价。在这之前，学术界对90年代文学的批评研究已不计其数，大都是毁誉参半，而我虽然也重视90年代的文学创作，并努力地对其进行文学史的定位与描绘，但这篇论文的大胆结论仍然出乎我的想象。所以，一则是这个话题激起我进一步论述的欲望，想通过探讨无名特征以说明我对90年代文学的理解，二则也想借题发挥，将这个话题再度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下，考察它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担当“分期”的意义。 （二） 关于文学史上的“无名”状态是相对于“共名”状态提出来的。在拙文《共名与无名》中，我作过如下的描述： 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在这样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成了共名的派生。 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就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1] 如果从共名与无名的角度来考察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的区别，就不难看到，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二元对立观念的时代，它以共名的主题“改革开放”为主导，体现为一系列互相对立的范畴：思想领域划分为“解放／保守”的对立，政治领域划分为“改革／僵化”的对立，学术上划分为创新／传统的对立，对外政策上则以开放／自闭的对立，经济领域更是以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对立，生活形态以自由活泼／守旧刻板的对立……而这一切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现象，就集中体现了谈蓓芳所归纳的“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复杂的人生”，对内是追求表达人性的深度和坚持阶级分析的对立，对外是直面惨淡之人生积极干预生活和回避社会矛盾粉饰现实生活的对立，进一步而论，随着以上两方面的艺术表现空间的扩大，还转化为艺术形式是引进西方现代艺术和提倡多样化还是维护“文以载道”的单一教化形式的对立，这一切，还可以用“文学回归自身”还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两种艺术观的对立来解释。从文学史的经验上说，也可以理解作抗战以来“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战争文化规范的对立与冲突的延续。 如果以二元对立这一共名时代最典型的思维特征来衡量，90年代的文学确实与80年代完全不同。顺便说一下，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是知识分子建构时代共名的基本方法，用共名来概括复杂的生活现象，就必然要把复杂的生活简化成几个概念（时代共名），然后以此为标准划分出两极阵营。“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即陈独秀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共名，就引起所谓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抗战时期以抗战为共名，就有救亡与卖国的斗争；1949年以后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共名，就引出了一系列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凡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被打破，文化上即呈现无名状态，如民国初年，30年代，以及90年代，都很难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解说时代的思维形态。它们大都是出现在知识分子的集体理想破裂以后，天下纷乱而杂芜，王纲解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比较涣散，于是出现多元化的追求和确立个人化的立场，时代精神无以名之。 90年代的文化正是具有如此的特征。随着90年代初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瓦解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曾经弥漫在80年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逐渐发生改变，围绕着共名而尖锐对立的两极意识形态也随之逐渐淡化；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传统文学的审美趣味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群众性多层次的审美趣味分化了原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各自所提倡的单一的艺术标准。因此要像对80年代的文学史那样对90年代文学作出简单明了的公式，几乎是不可能了。当然，我并不是说90年代的文化格局里没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局部的尖锐对立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但从总体的格局而言，这样的局部的对立并不可能支配思想文化领域的整体趋向，相反，多种冲突与对立的并存构成了无名状态的基本格局：它正是通过多种冲突并存的形态来达成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向。我们不妨从国家意识形态文学，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三者的变化，来考察其无名状态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