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挑选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天举行这次诗的聚会，一种最突出的感受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充满着痛苦和屈辱，也充满着憧憬和追求的完整的一百年，真的就要留在我们的身后了。从今而后，它不再是我们的今天，而只是停留在历史的天空中让我们追忆的昨天了。即将过去的这一百年的历史，不仅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对于诗的发展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那些艰难的年月里，中国人在思考如何拯救民族危亡这一生死存亡的大事的时候，与之几乎同时的，也在思考诗和整个文学的变革的大略。这虽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思考，但却非常紧密地、互为因果地联系在一起。无可讳言，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关于文学变革的思路，羁系于危难之中强国新民的理想和抱负。它有文学的和诗的原因，但现实因素的激发和促动，却是最直接的、甚至也是最重要的。期待着用诗或者小说来直接作用于改造社会和改造人心，可以说是当日所有从事这一事业的志士仁人的毫无二致的想法。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忧患频仍，在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下，那些志在改变中国的先进的志士仁人，在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文学的变革。那时的文学改良运动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总方向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鼓吹维新变革的人，往往同时又是推进文学革新的人，他们对社会和文学都怀有深切的期待。 诗歌改良的先驱者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序中说：“仆偿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种表述已经流露出强烈的现代意识。他还主张写诗要“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这些话更表明，当时他已具有多种选择的包容性，以及初步觉醒的个性化意识。黄遵宪在伦敦使署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是清光绪十七年，即公元1891年。这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年。此时距百日维新还有八年，距新文学运动兴起之时则是二十八年。可见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着现代的转型，中国诗人关于变革诗歌体制的诗学层面的思考，是伴随着国人对于社会命运的思考，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讨论百年来的诗与文学的问题，离不开百年来的社会问题。正如五四新文学革命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构成部分，它的兴起和归宿离不开当日中国现实处境一样。在这个变革文学的运动中，诗一方面充当了文体试验的先锋，行进在争取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的路线上，与此同时，新诗的设计和构想依然沿着诗学建设的轨道，虽然是幼稚的，但却是认真地向前推进着。 那时新诗的目标是“诗体大解放”。胡适认为若使诗有新内容和新精神，必须首先打破那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它的出发点是对旧诗的失望，由失望而产生拒绝。“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认为“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谈新诗》）。当初的这些思考是很具体的。再以胡适为例，他那时就谈到新诗的音节问题，他认为新诗也讲音节，新诗音节的形成靠的是两个条件，一是语气的自然原则，一是每字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他看到了新旧诗之间的极大不同：“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 但新诗建立的初始显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旧诗无所不在的影响。全部的创新工作置身于旧诗的笼罩之下。最早的新诗实践只是奋力挣脱危害创新的“旧词调”的阴影。新诗的实践者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使得新诗能以自有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诗歌史上。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不无感慨地说：“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词调的圈套”。但这一切的压力都被勇敢的开拓者击退了，在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实践中，中国新诗形成了与旧诗判然有别的自己的风格和传统。这就是我们在本世纪最后几天的现在所看到的、也是中国新诗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新诗自主、自足、自立的动人情景。 要是从当初诗歌改良运动的实践算起，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和胡适的“放大了的小脚”的诗体尝试，先进到郭沫若的《女神》，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飞跃。郭沫若的成就在于为新诗找到了一种宣示那个时代激情的适当的形式。要是没有《女神》，我们不可能拥有一种表达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方式。那是一种如同火山爆喷的方式，那气势，那力度，那伟力，不仅是旧诗无法到达，就是黄遵宪和胡适也无法到达。当然还有周作人，他的《小河》是新诗白话体制成熟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应当承认，艾青的诗受到西方诗歌、特别是法国现代诗歌的很大的影响。新诗取法西方，本来就不是秘密，但在诸多的实践中艾青是最成功的。他的贡献在于创造并发扬了自由体诗的散文集，使新诗的审美性有了新的开展，在他自由流动的句式中，人们可以惊喜地发现我们在传统诗歌中找不到的那种潇洒自如的美感。较之古典诗歌的严格整饬，艾青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四十年代有一批现代诗歌的积极实践者，他们发扬了自李金发、戴望舒开辟的新诗现代化的传统，冯至的《十四行集》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以穆旦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他们以西南联大为基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新诗现代化运动。这些后来被收集在《九叶集》中的诗歌，是中国新诗向西方学习而又扎根于中国苦难现实的土壤的走向成熟的标志。四十年代以后的事实，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总的情况是，新诗在统一化和一元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以至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造成了创造精神的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