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陆续发表文章，就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及其写作规范展开讨论。为深化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00年11月4日至6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及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先生致开幕词，他指出，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伴随社会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格局，当代文学史写作也从以往的单一叙事为主转向了多元共生的局面，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在文化多元的格局下出现的新态势、新问题，迫切地需要当代文学研究者深入进行文学史写作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对支撑文学史总体框架的史学观念具有清醒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自觉。此次会议将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史学架构、理论预设、价值评析等关键性的史学理论问题展开充分深入的考察、探讨，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奠定一个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与会学者围绕着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诸多关键问题积极发言，热烈讨论，阐明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与历史叙事新构想 当代文学史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已经产生了不少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文本，但是它仍然是一门未臻成熟的学科，与会学者对既有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一些对新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构想。 李杨认为，必须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中确立当代文学的位置，改变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受轻视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摆脱以现代文学的标准来评判当代文学的情形，必须意识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当代文学的语境和对象都发生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变化，这就要求从当代文学所处的历史语境出发去分析和评判当代文学的价值和地位。李杨指出，应该注意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不要把“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80年代文学断裂开来。例如，通常把80年代文学指认为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反拨，是重新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的启蒙传统，但是在80年代的“反思”文学中的道德主义和英雄主义姿态、“知青”文学中的“回归”倾向都与“十七年文学”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系。 董之林提出文学史写作的价值判断必须考虑新因于陈的历史发展逻辑。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标准容易受政治形势变动的左右，比如“文革”前，不能进入革命文学的也就很难进入文学史，当代文学与从“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一脉相承的政治决定论有着无法挣脱的关联。在“文革”后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也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决定论的阴影，以《创业史》的评价为例，在“文革”前对其的评价是政治主导的：《创业史》之所以被称为一部史诗是因为它回答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场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而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那一场农村合作化运动已经被证明为是历史的失误，《创业史》的文学地位也相应被贬低。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政治决定论。虽然政治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从政治出发对文学事实作唯一的支配性的解读的方式却并没有改变。董之林强调，虽然文学与政治无法截然分离，但即使受到政治强力干扰的“十七年文学”也并不等于完全由政治决定，文学的历史不能被看作是为政治所完全封闭了的空间，文学依然会显现出它与历史和传统的联系及其自身的独特的价值。 於可训认为，虽然在正式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大多数仍然是单一模式的，但是在实际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中却大量存在着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大学教师的讲义里就经常包含着大量对当代文学作品的重新评价。但是这一类型的“重评”式的“重写”不是真正的“重写”，“重评”并未涉及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观念问题。於可训由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观念，他主张一种文学史的发展的观念，强调当代文学史从作为政治的注脚变为文化、思想史的注脚直至回归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历史。他针对“潜在写作”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潜在写作是几乎没有边界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的文学经验，如果每个人的文学经验都进入文学史，文学史将成为不可能。从这样的认知出发，於可训主张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的文学史应该以效果史、影响史为主。 张志忠提出历史的价值和文学的价值的区分问题。他认为，一些作品由于在文学史所起到的作用而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也一定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学史价值不能等同于文学价值，换句话说，作品的影响不能等同于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就带来一个延伸的问题，文学史写作主要研究的应该是作品的影响史还是作品的价值史。另外一个问题是，文学史研究的应该是文学现象史还是价值史？如果是前者，是否意味着作品的审美价值将缺席？如果是后者，丰富的文学现象是否应该被简约为价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