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10日至12日，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南京组织召开了“90年代文学思潮暨现当代文学课题研究”讨论会。约五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就90年代文学思潮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课题等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热烈的讨论，在温和的学理探讨中形成了深层的思想交锋，回应了当前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90年代文学思潮研究中亟待深入探询的许多重要问题。 1.在90年代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方面，学者们分别从叙事话语、文化分析等多方面做了不同的总结。 从叙述话语的角度，梳理90年代文学思潮的变化轨迹，有的学者认为其基本特征是艺术本位叙述退位、启蒙叙述遭到质疑抨击、革命叙述彻底弱化、民族本位叙述加强、解拆叙述崛起。在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和现代性反思中，民族身份认同成为突出问题，因而民族本位叙述得到加强，倡导文化保守主义、重估“学衡”等均是其具体表现形态。解拆叙述则表现为用女性主义解拆男权中心意识，用个人话语解拆群体话语、集体话语等。对叙事话语的探讨上，有的学者则以王安忆创作为例证，对当前流行的历史叙事与个人写作的二元分立模式提出质疑，认为众生话语实际上是与历史叙事、个人写作三分天下的。众生话语构成的是一个非目的性的浑然一体的自在世界，由对众生话语的肯定，论者还发现了对中国传统叙述学进行创造性转换而来的“智慧型”全知叙事的现代艺术价值。 从文化角度观照，有的学者认为90年代多种文化资源既分离又聚合的状态造成了文学杂体互渗的特点。杂体指这个时段特有的不同文化形态（包括审美趣味、艺术形式和文学形式等）的多体并存状态；互渗指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或汇合状态。其具体特征为：一，在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冲击下文学被迫参照影视模式而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了电化文学。这造成了雅俗之间的异趣沟通，作家和读者的趣味选择都趋于多样化。二，文学内部产生了一种跨越单一文体而融汇多种文体的跨体文学形式。它具有多体混成、形象衍生、诗意缝缀等特征。三，在文学形象创造方面，出现了把平凡人物视为富于正面素质人物的范式。我们的当代小说或许正处在以小为正的年代。四，在文学理论方面，从对文学的审美本质的思辨性沉思转向具体的审美文化或文化研究。 针对当前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热，有的学者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文化研究是一面双刃剑，它把文学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结合起来，起到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现实相互交流影响的作用，争取到了长期只为少数人把持的部分话语权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并且大大推动了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传播媒介、女性写作的研究与发展；但也使得文学成为只是被用来论证、说明其他学科的工具，而失去了艺术的本体性。 2.面对90年代的各种文学思潮，与会学者在认真的学理探讨中，表达了各自不甚相同的文化立场。 有的学者认为，90年代知识分子失去了历史感。这表现在学理的探索上失去了历史感，在学者的人格上失去了鲁迅倡导的“韧性的战斗精神”。论者坚守“五四”启蒙立场和80年代思想解放立场，倡导以现代意识为参照的是非、善恶、进退、积极与消极、开放与封闭等价值标准，主张从古／今、中／西、传统／现代这几个维度，结合历史已经提供的经验教训，重新审视诸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文艺——政治这样一些关键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在这各种多变的、不确定的语境中，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采取新的理性立场，坚持现代性原则，坚持交往、对话的原则，批判人的精神平庸状态。例如，报告文学批判性的退位引起了有的学者的关注。 在对世纪末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梳理中，有的学者在开阔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回顾了二十年来世纪末文学的世俗化思潮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演变的进程，认为在90年代，尽管张欣、王安忆、刘玉堂等的创作展示了世俗化文学明朗的格调、认真的主题，在认同世俗人生的同时又深入思考世俗活法对于解构政治狂热的可贵意义，但“新写实”的阴暗、冷漠色调，“王朔热”的玩世不恭气质和“新人类”小说的疯狂主题，仍然显示了文学和人心正向着“鄙俗化”方向狂奔。 有的学者用边际写作的概念来界定90年代最后几年登场的新一代他者／另类的“本质性”写作。认为在商业主义审美化和媒体全面对抗、压迫的文学困境中，边际写作强调个人化、另类化和时尚化，他们尽管还薄弱稚嫩，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没有明确的文化思想立场，但其存在可能为主导文化重建表意策略和多元符号系统提供了有用的资源。他们的写作，尤其是那种把当今中国最世俗化的生活状况与启蒙时代最初时期的个人冲动情绪混杂成的文本，可能蕴涵着未来文学的生长点。我们有必要重新调整现有的文学观念，重新去寻找理论生长点。 在对后新诗潮艺术实验价值的考察上，有的学者认为后新诗潮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二次彻底的反传统运动，表现在诗歌内涵上就是“个人化”倾向的加强和“精神逃亡”母题的凸现，它对传统诗美、诗境、诗情、诗艺、诗语的消解，既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又是一个重构的过程。它的出现可能带来很多负面效果，但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新质与某种可能性，提供了某种参照与启示，因而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既然后新诗潮不是原来诗歌规范意义上的诗，就可以不必把它当作诗进行学术确认；认为即便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未必就是合理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