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载2000年4月28日《南方周末》）中说他“要现身说法，留下一些为文和做人的起码规矩”。没有疑问，“规矩”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及时，试想：如果本身言行不中规中矩，哪怕是名流明星，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又怎么保证自己头上的光环永远不会褪色？ 不过，在“打假”声不绝于耳的今天，人们更重视的是“行”而不是“言”。前些时候有一家大型周刊登载了一篇关于余秋雨“文革问题”的“独家报道”，气势颇大，篇幅不小，尤为令人注目的是，报道中记录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负责上海写作组清查工作的夏其言老人的谈话。我是认识夏老的，深知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读了报道以后未免有几分困惑，于是前些时候约了原《文学报》副总编曾文渊先生前往华东医院探望了住院治疗的夏老，他腹部动了大手术，身体虚弱，但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好。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充分肯定了我那篇《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载2000年第1134期），认为有关“石一歌”及整个上海市委写作组问题写得实事求是，公允诚恳，而对于余秋雨先生的《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则颇不以为然。当然，他对《南方周末》愿意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还是相当赞赏的。当我们问起那篇报道时，夏老显得很激动，说了以下一番话： “2000年5月19日，也就是在我住院前四天，余秋雨先生陪了一名记者来看我，我原本不认识这名记者，当他向我采访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和余秋雨的‘文革’表现时，我因为余秋雨在座，没有回避的意思，只说关于写作组的清查，我已写过清查报告，你可以去市档案馆查，其他关于余秋雨的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根本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一类话。该周刊发表的报道事前既未送我过目，事后也未送刊物给我。前不久一位福建的亲戚送了一份外地摘载的报纸给我，我才知道此事，我对此深感气愤和忧虑。” 一星期后再次去探望夏老时，他逐字逐句审读了上述谈话记录，他说情况属实，但太简单，他表示这些时候，等身体恢复一点，他将亲自写信或写文章予以澄清。 不知道广大读者读了以上夏老的谈话后有何感想？当时我和曾文渊先生可说是听得张口结舌，大吃一惊，这方面的困惑消除了，另方面的困惑又涌上了心头：难道可以这样采访和撰写报道吗？这篇报道发表以后，当事人居然可以躲在一旁，默不作声吗？总之，我想向余秋雨先生请教的是：“这些就是你所要现身说法，竭力倡导的‘规矩’吗？” 2000年10月28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