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系统严密，有里三层、外三层之分。其中“石一歌”属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外围”组织。这里讲的“外围”，系相对“内围”的位于上海市康平路的写作组本部而言。和“内围”不同的是，“外围”小组张、姚极少直接过问，联系没有像“内围”密切。但即使这样，“外围”写作组仍属张、姚监控，比如“石一歌”即《鲁迅传》小组便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写作组”一号掌柜朱永嘉，假借毛泽东的“学点鲁迅”的名义成立的。1972年写出10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后，曾任王洪文秘书的肖木就向张春桥汇报，后又由姚文元拍板“这样写可以”。 事情还得从1971年说起。那时周恩来陪同塞拉西皇帝来上海视察时，希望鲁迅生活、战斗过10年的上海，建立一个学习、研究鲁迅著作的小组。张春桥原布置朱永嘉组织一班人马写为江青一伙树碑立传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这个“史”由于工程大，一下难于完工，因而张春桥于1971年11月29日灵机一动，接过周恩来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编一本二万字左右的《鲁迅传》，一方面可以为《文艺思想斗争史》编写打下基础，另方面也可向中央交差。朱永嘉听了这一指令后，立即搭起13人的写作班子，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只有十一人：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高义龙。陈高义龙系原写作组“老牌”成员外，其余均系大专院校教师、中学教师，外加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和文化系统的业务干部。1973年后，或因工作调动，或因学员毕业分配，剩下陈孝全等四人，另从外单位借来了三人，共计下列七人：陈孝全、孙江萱、夏志明、江巨荣、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该小组设核心组，组长为在华东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的陈孝全，副组长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吴欢章，另有周献明。1974年后，吴欢章等人离去，该小组负责人为陈孝全、刘崇义、夏志明。 《鲁迅传》小组（“石一歌”）正式挂牌为1972年1月3日，办公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一层的103、104室，属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组织。他们以“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并非后来人们戏称的“十一个哥们”，因其中也有女性）、“石望江”、“丁了”等笔名，共发表了八十四篇文章，为“四人帮”的所谓“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为江青露峥嵘、当女皇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大造舆论。 余秋雨系“石一歌”正式成员。他虽不属正宗的“老人马”，但也非初出茅庐之辈：一来他在1969年即21岁时就由姚文元的亲信胡锡涛引荐参加“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参与由《文汇报》何倩等人出面组织的“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由余秋雨执笔写出初稿《评坦斯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后由胡锡涛修改定稿发表在《红旗》1969年第6、7期合刊号上。此文破中有立：破“斯坦尼”戏剧理论体系是为江青充当所谓“文艺革命英雄旗手”扫清障碍。据胡锡涛在《“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像揭秘》（载《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中回忆，余秋雨当年经常向人炫耀这篇重头文章是他执笔的，另胡锡涛在余秋雨还未走红的武汉工作期间，也跟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事提及此事，而不似今日之余秋雨矢口否认他参与写过此文。二来余秋雨系“石一歌”成立前期“石望江”（陈孝全、吴欢章、余秋雨、孙光萱四人同望黄浦江之谐音）的成员之一。由于后来写作班子重新成立，成员也不止四人，便需要起用新的笔名。陈孝全在确定“石一歌”笔名这一重大事情时，据孙光萱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载上海《文学报》2000年总第1134期）称，余秋雨曾参与敲定笔名的讨论，这说明余氏并非“十一个”中的等闲之辈。 余秋雨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期间到底参与执笔或修改、定稿了哪些文章，还需进一步“联合调查”才能弄清楚。已有新的发现，据上海一位报刊编辑最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梁效”之异同——兼谈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中披露：余秋雨不仅如胡锡涛说的用“任犊”笔名写过轰动一时的《走出“彼得堡”》（载《朝霞》月刊1975年3月号。《人民日报》同年4月6日转载），使全国大批文艺工作者被迫下乡劳动改造，另还和写作组的历史组成员用“罗思鼎”笔名“合写”（即由他人写出初稿、二稿，再由余秋雨修改成三稿，由朱永嘉最后定稿）过《〈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期），另又把一个姓陆的女青年写的评《红楼梦》中的贾政的文章推倒重来，后由余秋雨重新写成《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署名任犊，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4期）。此文与稍后梁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再次南北呼应，一起充当了“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工具。由此可见，余秋雨当年非常活跃，既评《红楼梦》又批《水浒传》，还担负着编写张、姚授意的《鲁迅传》和《胡适传》的重任，这怎能说他在“文革”中没有什么问题，因得肝炎就“连犯错误的可能也没有”了？另据上引的孙光萱文章披露，余秋雨在编写《鲁迅传》期间，还参与炮制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的小册子。余秋雨在答余杰的公开信中，佯装不知道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并说看到这本书才知道有“石一歌”这个写作组的笔名，这是在欺骗历史和愚弄读者。目前，病中的陈孝全教授对余秋雨这种“从不谦虚”的态度感到震惊和大惑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