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同志撰写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在《百年潮》杂志2000年第7期发表后，引起文艺界许多同志的关注。2000年8月3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张炯同志主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就徐庆全同志的文章进行了座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委托郑伯农同志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参加会议，应邀与会的有丁玲研究学者陈漱渝、王中沈、张永泉、涂绍钧、杨桂欣、王增如同志，老作家代表陈明、黎辛、丁宁、张凤珠同志，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作协人事部副主任刘毅峰、《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涂途、《求是》杂志副编审孙珉、《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石一宁同志，文章作者徐庆全同志也主动要求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本着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徐文中某些观点进行了认真座谈。一致认为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是“左”的错误和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对一位革命作家的伤害；文章作者从私人的渠道获取某些“档案”材料，并在公开刊物上予以披露，实际上有的材料并非正式档案材料，这样的引用是不正当的，也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经中央书记处批准颁发的中央组织部1984年9号文件，是党中央拨乱反正、对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所作的最后结论，不容质疑，更不能容允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对丁玲同志这位久历磨难、仍然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老作家加以贬损。现根据座谈会发言顺序整理如下。 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研究员）：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国丁玲研究会召开这么一个座谈会，起因是黎辛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后来徐庆全同志在《纵横》、《百年潮》上先后发表两篇文章，就丁玲同志的历史结论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文章发表以后，引起许多同志的关注。我们作为一个学术团体，是专门研究丁玲的，那就需要开一个会座谈一下，对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认定，也牵涉到对一些历史事实，我们今天究竟怎么看的问题。丁玲同志的历史结论，198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已经作出了结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1940年，当时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时，也作过一次结论。几十年来，中间有些曲折。这些曲折，主要牵涉一个事情，就是1943年丁玲同志自己向组织上交待过她在南京被囚禁期间，曾经写过一个条子，是说“因误会被捕，愿意回家读书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徐庆全同志的文章，主要是说丁玲历史结论的反复，就是由这个条子引起的。今天，我们请了当时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参与1956、1957年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黎辛同志，当时在作协工作的丁宁同志、张凤珠同志。郑伯农同志受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的委托，今天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中国作协还派了干部部副主任刘毅峰同志参加我们的会，说明中国作协对我们的会议很重视。参加我们今天会议的，有文章作者徐庆全同志，丁玲同志的亲属陈明同志，丁玲同志的秘书王增如同志，还有研究会学者张永泉、陈漱渝、王中忱、杨桂欣等同志、《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涂途同志、《求是》杂志孙珉同志、《文艺报》记者石一宁同志。本来李之琏同志也是要来的，昨天因糖尿病住院了，他的家属打电话来，特意请了假。今天的会是一个学术性的会，对这篇文章牵涉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结合自己的认识，发表自己的意见。 杨桂欣（北京鲁迅文学院创作辅导部主任，文艺评论家）：今天的座谈会，很有必要。徐庆全同志自己要求来，我觉得这也好。你还很年轻啊。一个是你对好多情况不了解，一个是你大概对挨整没有什么体会。我想先讲一点，就是16年以前，8月1号中组部发出通知，《通知》落款是7月14号。在这以前，中组部根据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的建议，在《通知》正式发出以前，征求一些人的意见，就是当年直接整丁玲的人，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点了这五个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中组部当然就这么做了。这五个人态度大不一样，基本上是两种：第一个是林默涵同志，他说“我完全同意”，就签了字了；半年多以后，大概是10月份，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三S”（史沫特来、斯诺、斯特朗）的会，丁玲参加了，林默涵也参加了。林默涵主动走到丁玲同志前面说：“祝贺党为你恢复了名誉，同时也纠正了我的错误。”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不承认错误，这在中国有，但不多。第二个是刘白羽同志，他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很快就到丁玲家里，向丁玲同志道歉，他说在整你的过程中我应负历史的重责。他后来把这个意思写到悼念丁玲的文章里头了，丁玲是3月份去世的，他的文章4月份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题目叫做《丁玲在继续前进》。其中谈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刘白羽同志非常值得我们尊敬。他说丁玲前半生的坎坷是敌人给她的，后半生的坎坷是我们给她的，他说一想起这个问题就心痛。因此他觉得很对不起丁玲同志。他向丁玲请罪的时候丁玲同志说：这不是个人对个人的事，认识错误就好，咱们还是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嘛。这不是很好吗？犯错误的承认错误了，被整的人也原谅他们了，而且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和中央保持一致。而另外三个人就大不一样了。陆定一大家都知道，他对革命是有功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阎王殿”的头子，他受的冤屈也不小哇。但是给他送《通知》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据说他气急败坏，“我不管了，随他们搞吧。”这是什么态度？想不到，这样一位老革命，会这样对待自己的错误，对待别人的政治命运。周扬当时的态度，小徐倒是纠正了周良沛的错误，周良沛那本书写得不对，但是周良沛写的周扬的话的确是周扬说的，“这么大的事儿”，他把脸一沉说：“我虽然不管事了，为什么事前不跟我打个招呼？”跟你打什么招呼，你即使还在管事，既不是中组部的负责人，也不是领导中组部的中央领导人，有跟你打招呼的必要吗？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也不就够尊重你了？这次征求意见，也不是中组部擅自为之，是经过乔木同志批准的，而且乔木同志交待，如果这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到了张光年那里，戏就更好看了，据说他先是派人跟香港联系，找徐恩曾写的回忆录，拿这个来整丁玲。然后压了一个月，既不给中组部退回去，也不提意见，最后是中组部催他，他还说自己对30年代国统区的情况不了解。这几年他一直说自己是文艺界的老兵，我不知道他这个老兵是不是一直在解放区，没在国统区呆过？然后他把他找来的徐恩曾回忆录，跟那个《通知》一起退回中组部。徐庆全我看还是用了功的，文章里头引了张光年1984年2月26日的日记，冯牧跑到张光年那儿说，“贺敬之已经到丁玲家里向她报喜了”。这就很奇怪，中组部是3月份才向中央报告丁玲申诉，为什么2月份冯牧就知道了，而且说贺敬之到丁玲家里报喜，这时候报什么喜？所以我就觉得，马烽写过一篇小说叫《三年早知道》，冯牧比《三年早知道》中的人物还先知先觉，他是“三天早知道”！2月26号进入3月还有4天，因为1984年的2月是29天。张光年的日记记下了这么一个谣言，现在却作为《文坛回春纪事》正式出版了。（黎辛插话，他的《日记》里头谣言、谎言多呐）这个《通知》是要求传达的，传达到县团级。他既不向作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更不向当年被迫参加批斗丁玲大会的党外的文艺界人士传达。《通知》发下来以后，我是很高兴的，觉得这样一来丁玲同志即使死了的话，也可以安息了，一辈子，不容易。我当时不是楞头青，也有一把年纪。我曾对个别的朋友说过，说不定若干年以后，还会有人把这个案子翻出来，说不是冤案，或不全是冤案；或者即使是冤案，丁玲自己也有责任。这回我看到徐庆全的文章，我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徐庆全不一定是自觉的。但是，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到底是丁玲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是别人陷害她，还是她自己就有问题？按周扬的意见是丁玲死了以后也应当背上“污点”。他所谓的“污点”，就是他1978年就说过的，“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这是周扬对蒋祖慧说的，对丁玲的女儿说的。所以我希望徐庆全好好考虑考虑，自己如果是不自觉的，为什么会跑到那间房子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