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标志性工程

      近几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界的修史热情持续高涨。尽管有人对此持更谨慎的态度，但这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界的“重写文学史”一样，从总体上应予肯定。不过仔细考量下来，可以发现人们的热情更多地集中在台湾、香港等地，上述地区文学通史便不止一部，此外还有文类史、批评史等等，至于占这门学科半壁江山的海外华文文学部分，则只有陈贤茂、吴奕、陈剑晖、赵顺宏于1993年底推出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一书（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尽管有史的意念但没有史的框架，这里不予讨论）。究其“厚彼薄此”的原因，恐怕与海外华文文学涉及的国家众多、作家作品量巨大，面对的文学现象更加复杂，以及其形成发展时间相对短暂、史的线索不如台港文学清晰，学术积累也相对薄弱有重要关系，换句话说，它对研究者的资料占有以及爬梳剔掘、归纳提炼的工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1993年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写了60万字，还说遗漏了许多重要作家，只能“惶恐”地谦称为“初编”。显然，具体操作上的难度和工程量之浩大，恐怕颇使一些人裹足不前。也正因为如此，当年陈贤茂等人的《初编》出来后，颇受学术界好评。从1993年到现在，六七年时间过去了，学术界未见有其他人在此领域继续耕耘，倒是汕头大学的这班同仁不满足于已有成绩，百尺竿头又进了一步，于1999年8月推出了四卷本的《海外华文文学史》。

      这部由陈贤茂任主编、吴奕、陈剑晖任副主编的洋洋两百万字的大著，不仅保持了《初编》体制宏阔、论述精警的优点，而且构架更加完整合理，资料更加翔实丰富；不仅弥补了《初编》因遗漏一些国家和作家而造成的缺憾，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诞生、发展与现状的梳理论述更加全面系统，而且深刻阐明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等一系列涉及海外华文文学面貌、性质、特点的基本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与价值。可以说，在整体宏观的层面上，该著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该书的写作有着鲜明的特点。撇开在作品分析、作家评价、文学现象的说明、文学发展流变的归纳梳理等方面的许多特点不论，在总的方面，有几点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这些地方不仅体现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也体现了结撰者的指导思想和良苦用心，体现了他们勇于探索的足迹。

      该书第一个特点是总结性与发现性并重的目标设定。

      该著的直接目的无疑在于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叙述总结其成就，归纳其流变，并提炼出一些影响、制约其发展的规律性东西。因此，史的线索的勾勒和文化背景的交代显然是必须加以强调的。该著在进入具体论述时，总以概述性的文字去统领对作家作品的评介，对于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这样华文文学比较发达的东南亚国家，作者更是花大力气勾勒出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并且充分注意到文艺社团和文艺杂志在其衍进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人以相当深厚的历史感。但是海外华文文学又是一门独特的学科，其独特性在于：构成其主体的是除中国而外的全世界华人和华裔的汉语写作，而这是一个过去被人们所遗忘的、即在今天总体上人们也不很熟悉的写作群落，因此，最大限度地向世人展现这一群落的全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该著的责任。在一般的意义上，“发现”并不是文学史写作的任务，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使得写作者“别无选择”。在这里，体现了写作者的勇气。“发现”之一在于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他们筚路蓝缕的工作和业绩，既要评介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人们较为熟悉的国家的华文文学，也要向人们评介欧洲、南美、澳大利亚等地的华文文学，既要论述黄孟文、司马攻、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等这样的文坛前辈，也要论述戴小华、商晚筠、陈少华、严力等这样的后起之秀。“发现”之二在于在论述以华人和华裔作为海外华文文坛主力军的同时，也不应忽略非华裔的华文作家如韩国的许世旭、澳大利亚的白杰明等，这是一部以语种作为自己论述范围的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发现”之三在于，对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海外华文文学，应始终保持高度敏锐的感觉，随时捕捉新的文学现象，该著对“新移民文学”的关注便体现了这种努力。该著具体评述了260位作家，并简要评述了近百位作家，如此庞大的叙述规模，堪称出色地完成了该著所设定的写作目标。正因为如此，主编陈贤茂自豪地宣称：“现在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被遗漏的重要海外华文作家当然还会有，但是不多了。”

      一定的目标设定，要求相应的叙写方式，这就构成了该著的第二个特点，即以作家论为主兼顾史的线索的叙写方式。

      文学史的写作，有着不同的体例，可以作家论的形式为主，也可以专题史的形式出现，各种方法，各有特长，难有一定之规。体例的选取，也就是写作者观察视角的选取，受制于研究对象，更取决于写作者所设定的任务。该书的写作与以往的文学史写作相比，有几点不同。一是该书意在探讨一个特定的写作群落，它涉及多个国家，其论述范围之广，超过所有以国别为界的文学史；二是这一特定群落的写作历史并不悠久，长的逾半个世纪，短的也就一、二十年，史的线索本就薄弱，而且对亚州以外的国家而言，这种文学更多的是一种移植的文学，文学的上下代之间，很少历史的承传积累；三是各国的华文文学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属于当地社会非主流文化，生存环境并不乐观，其发展也很不均衡，有的国家华文作者阵营较为整齐，有的地方则举步维艰，只靠三四个人甚至一两个人支撑局面。一方面是超广的范围、薄弱的纵深和发展的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展现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全貌的目标设定，这就给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该著采取了以作家论为主同时兼顾史的线索的叙写方式，因为它如主编陈贤茂所说有“量体裁衣”之利而无“削足适履”之弊，这也就是尽管有论者认为《初编》的作家论结构方式是一个缺点而《海外华文文学史》仍然坚持了这种写法的缘故。笔者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并无一定之规，也许若干年后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会有其他的结构方式，但在目前，写作者的这种选择是值得称道的，从实践来看也是成功的。这样既可保持全书统一的视角，又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其包容性在于它满足了写作者“展现全貌”的要求，其灵活性在于它可根据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历史较为悠久的东南亚国家它可以条分缕析，进行史的建构；而对难以给出完整的史的脉络的欧洲各国华文文学，则可将史的意念融贯在对作家的具体论述中，对这些非本土生长的作家而言，他们是中国文学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他们的文学之根永远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