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4-004-09 一 对“身份”（我国文献有时译为“认同”）的关切，是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的主要支柱，因而也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 作为一个从个体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的原意“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1]根据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文化研究学者Paul Giltoy的观察，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就这个概念的涵义，他论证道，身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由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过程。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身份这个概念是“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以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2] 因此，“身份”尤其便于用来考察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亚文化成员、边缘群体、在全球化中经历急剧社会转型的民族——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人们从原居国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或者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用品和食物的变化等实际问题，而且是关于“我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我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我为什么如此生活”的问难，他需要有一种令其满意的、完整一致的意义解释，以便接受和平衡转变所带来的心理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于主体存在感的失落。 本文把“身份”理解为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即“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他得以作出关于其生活意义的解释。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不确定性，即人和其生活的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体验。 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在“晚期现代性”中，“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和“机会”，现代生活和个体决策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an identity crisis)”。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觉知”。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因包括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但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3] 全球问题的普遍化在不可阻挡地把第三世界的民族生活吸纳其中的同时，也使其直接投身海外生活的成员，不可避免地面临更为直接的身份焦虑。 本文所说的“新华人文学”，是指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赴澳大利亚的、为数约五万的中国大陆华人移民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文学。“新华人”(The New Chinese)是一个始见于近年英语文献的新指称，以区别于一度盛行的“中国学生”（留学生）概念[4]。这种称谓上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区别于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特殊身份和跨文化历险——从留学生到国际移民的历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区别于传统华人移民和当代非大陆地区（如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的崭新特性。 历史上的华人到达澳大利亚的确切记载始于19世纪。今天这个国家已成为华人移民在南半球最大的目的国。在该国业已累积的大约40万华语人口中，新华人并不占多数，但是由于他们集中在1989年前后一段极短的时间内大量涌入该国，给予这个总人口只有1800万并由盎格录·撒克逊白人文化主导的社会以很大的震动。它的“中国学生问题”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同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整个九十年代社会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焦点议题之一。这一“问题”，经过前后长达近十年的艰苦抗争，在二十世纪结束交夕才得以解决：新华人从总体上结束了非法状态，成为澳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多种族居民的一个群体。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是华人自“淘金时代”以来最大的一波移民潮。 虽然文学活动在新华人的澳大利亚经验中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但是，它仍然充当了他们在这个社会存在的重要的身份标识，正如大量的投资、生意上的技能和经济领域的成功是其他背景的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存在的重要标识一样。1997年8月，悉尼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梅布尔·李(Mabel Lee)向在比利时雷登大学召开的第15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提交了一篇原题为《崛起的声音——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论文，她注意到：和这批中国大批人相比，香港和台湾的新来者中“并没有如此高度集中的学术性、新闻性和想象性的作者”[5]。其他统计也显示，由新华人兴办的报刊杂志上，与想象创造有关的文艺内容所占的比例，比那些针对其他华人群体的更高得多[6]。澳国主流英语研究界正在积极地翻译和研究新华人的文学作品。至于我国大陆，如果从1991年上海出版刘观德《我的财富在澳洲》算起，迄今已有大约20家出版社出版过他们作品的单行本或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