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文明深怀忧虑的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议，但他仍以文明的冲突作为考察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的理论范式，以其独到的视阈为当下的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以后决定世界秩序和未来走向的基本力量，已经不是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对抗，而代之以不同的文明集团的对抗。人们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明／文化的区别。人们要面对的最基本问题的：我是谁？我们的国家／民族身份和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在种族集团、宗教社群、民族身份，以及在最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认同文明，也正如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所说的：“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明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明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模式。”（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35页。）而这种“基于文明的新认同”，在他看来，到了90年代，更多地体现为对族性认同或群体身份问题的关注，“90年代爆发了全球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29页。）事实上，亨廷顿文中所引述的“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三个问题的主语部分，其所指就是不同的文明／文化主体，而后面的谓语部分，则是对不同的文明／文化主体的求证或曰寻找，换句话说，寻找“文化身份”（注：英文identity既可译成“身份”，也可译成“认同”，含义基本一致，故常规换使用。）（个人的、部落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已经成为后冷战时代处于“认同危机”的人们所面临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后冷战时代”是包括亨廷顿在内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对当今世界政治形态的描述，那么，“全球化时代”无疑是国际经济学者们使用更为频繁的一个词语。“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更为软化而又能给人带来无限憧憬的经济学词语，也是当下学界最为时髦的话语之一。人们在兴奋地谈论以跨国资本和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在纷纷讨论着经济的“全球化”是否势必带来文化的“全球化”，以及这种文化的“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将来某一天全球所有的文化都会着上统一制作的服装或是像充斥于世界的各个角落的麦当劳一样全都一个味道？ 与亨廷顿一类的政治学者关注各自文明集团的文化认同相类似的是，热中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学者也对“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表现了莫大的兴趣，所不同的是前者着重分析的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构成冲突的可能性，而后者所要考察的却是基于经济基础变动之后作为上层建筑的不同文化形态的归属。政治与经济的变动促使人们所作出的思考居然如此一致：“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得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剧烈与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注：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与文化认同》，《东方丛刊》1999年第1期。）于是，寻找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身份、重建文化认同成为了当今这个世界上所有“共同在场”的人们无法避开的话题！ 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曾在80年代提出了“文化上的移民”的概念，她认为，对于今天这个变化如此迅速，价值观念更迭如此频繁的世界来说，老一辈的人都是“文化上的移民”，他们的迁徙并非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注：转引自武斌：《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7页。）。事实上，面对着近20年来这个急遽变化的世界，尤其是“全球化”浪潮加速推进的世纪之交，成为“文化上的移民”的并不仅仅是“老一辈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一种“找不着北”的“认同危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认同问题关系到一个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确定自身身份的尺度。“认同危机”的最主要表征就是失去了这种方位定向，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人们经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认同危机），但这个问题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立场的彻底的动摇。他们缺少一种框架或视野，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以视为好的东西或者有意义的，另一些是坏的或不重要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或者未定的。”（注：转引自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旺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如果说，像米德所指的由于眼前世界的变化过于急遽频繁，仅仅是“时间的迁徙”就使得那些尚未走出国门的人成为“文化上的移民”的话，那么，我们所要讨论的“新移民文学”，不论是从其创作主体还是表现客体来看，就更是具有着时间与空间、文化与物理两方面意义的双重身份的“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