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同样的冬天，同样的大雪，同样一个让人极忐忑、而又极期待的夜晚，帮妻子收拾完碗筷，我便急忙往电视机跟前一坐，瞪大了眼，等待《苍天在上》第一集的播出。细算起来，在圈儿里都干了这么些年了，怎么说我也够得上个“老牌儿电视人”了，应该不至于那般的“脆弱”、“多愁善感”，那般的不经折腾。但五年后，同是一个冬天，一个夜晚，我重蹈覆辙，早早收拾罢晚饭碗筷，甚至都顾不上擦干那依然还湿着的双手，再一次急不可耐地冲到电视机跟前，等着《大雪无痕》第一集的播出。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今晚它的播出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我还是像一个久治不愈的强迫症患者似的在心里叨叨着：会准时播出吗？会吗？谁知道最后一刻最后一秒钟，还会发生什么变故……真不能太乐观太自信了…… 我想，做过同类题材作品、有过同类经历的人会相信，我以上所描述的绝非一个“编剧”笔下虚构的情景，也并非是一个“病人”幻听幻视的产物。这一段日子，有几位年轻（？）的网友针对《大雪无痕》，在网上发出这样的“愤慨”：“腐败”都成了这模样了，有钱干什么不行，非得拍这种电视剧，管什么用嘛？这不是在糟蹋民脂民膏？！听到这种批评，我心里总是特别的苦涩，特别的沉重。应该说，我和我的同行们早就过了那种“幼稚期”，早就放弃了那种文学奢望：依靠几部“伟大的”、“经典的”、“轰动时代的”作品，便能让中国清明发达起来。我们和别人一样清醒，清醒地知道，中国在发展变革中所遭遇的难题是需要几代人胝足胼手经过吴牛喘月般的奋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方能一一解套。而社会的清明境界，实在是需要更多代人更长时间的，甚至是更艰险的努力，才能把它创造出来，并维持下去。我们之所以要写《大雪无痕》这样的东西，只是觉得自己活在当代，既悲观不得，也空等不得，更不愿躲到“螺蛳壳”里去做道场。哥几个掂量掂量，我们这些人既不是搞不了“戏说”，也不是没一点“隐私”可卖。我们同样坚信创作必然是极具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创作之路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创作者还应该像茅盾先生在四十多年前竭力提倡过的那样，善于独立思考。它是形而上和形而下充分结合后所析出的极具个人特征的莹莹“晶体”。但所有这一切都并不等于说，创作就得走向私人化。从根儿上说，文学创作绝对是个人对人类的一种关注。这种关注是对文学艺术的最终界定，最后拜托，因而也是至高无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绝不能把文学的个性化和创作过程中应该获得的个人话语权误导向“私人化”。换一句话说，个性化绝不等同于“私人化”。个人话语空间也绝不等同于“纯私人语境”。“私人化”活活把文学创作“拘禁”、“关押”在了单个人的“皮囊”之中，生生切断了作家、艺术家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的管道；并给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提供了这样的方便，让他们偷偷搓下自己身上带汗臭味的泥条和其它垢物，一并冒作“香饽饽”，拿出来公开兜售。我觉得，我要做一种“参与文学”，或者说要做一种“带有强烈参与意识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要用自己的作品去参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参与当下的社会变革。在当前中国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我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到场”，也应该“到场”，甚至“傻瓜”般地一直走到漩涡的中心去。契诃夫说：“大狗小狗一起叫”。还有人说：“谁也不能对探究自身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个问题长期置之不理。谁也不能回避‘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哈特曼：《体系中的伦理学与美学》）意义的问题既是哲学所无法回避的，也是文学艺术所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之一。从这个指导意识出发，多年来，我从写知青（话剧《扬帆万里》、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到后来创作剖析中国男人生存状态的纯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泥日》、《木凸》和话剧《第十七棵黑杨》），一直到创作正面接触棘手的中国社会问题的“影视文学”（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我想我自己在文学创作路上所刻画下的这条轨迹，是顺理成章的，也应该说是一以贯之的。样式、写法、语言风格和创作心态虽常在追求某种变化，但个中要搞“参与文学”、要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到场”的良苦用心和终极追求是从来没有变更过，也是不肯让它有稍许变更的。因此而头撞南墙，而踉跄过，磕绊过，也让人在背后指指戳戳瞧不起过，但终不为悔。 这么傻干，到底管用不管用？我说这得看你这个“用”字作何种解释。假如说，非得是翻转乾坤，廓清天地人间世，方算得上是“起作用”，那谁也担当不起。况且文学艺术天生就没从它娘胎里带这份功用入世，怎么可以如此来奢求于它？但潜移默化，滴水石穿，曲径通幽，众志成城，行千里始足下，等等，等等。我坚信，以这样的姿态和努力，不能说对中国未来人文精神的再建和重塑仍起不到一点作用，是为之曰：“不信东风唤不回”。 ……写到这儿，窗外又在下雪了。北京今年的冬天真可说是破例地多雪。妻子打趣说，都是让你这个《大雪无痕》给“闹”的。我哑然失笑。假如我真有这般“神力”，我一定写它十部一百部《大雪无痕》，闹腾出百场千场大雪来，纷纷扬扬地，还这世界以一派永恒的清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