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复苏。伴随着一批有才华的女性作家的脱颖而出，表现女性意识觉醒，关怀女性生存价值的女性文学第一次“浮出历史地表”。如果从女性写作的角度，比较当时的几位女作家，那么庐隐、冯沅君等的创作更多地以女性发自肺腑的呐喊，争取着女性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呼应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大潮；而凌叔华的小说则通过反映那些“小姐们”、“太太们”、“母亲们”的现实生存状况，揭示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女性人生的强制性规定和深深的戕害。庐隐、冯沅君等的小说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战斗性，显示了社会解放、个性解放的迫切要求，而凌叔华的创作则更具个性化、女性化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女性自我意识、自我价值追求在女性解放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女性解放的艰巨性、长期性。 五四现代女性作家是在男性先驱者的引导下向封建礼教、父权制发起冲击的，她们的潜意识里还未完全摆脱对于男性的依附。这使得她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无意识地沿用男性价值标准来评判女性，或者沿用传统的男性话语模式进行文本叙述。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凌叔华的女性系列形象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生命的自省意识、自我存在价值以及这些形象所暴露出的作者潜在的男性文化视角。 一 凌叔华笔下的“闺阁”小姐，是一群在时代变迁之际处于现实和传统夹缝之中的旧式小姐。现代文明之风虽然忽如一夜春风来，在那些闺房小姐的心灵掀起微微波澜，但终究未能吹开她们少女的心扉。这群在传统礼教中长大的女子，具有良好的修养，知书达礼、美丽温柔，但她们封闭凝固的旧式生活，她们对传统角色地位的认同，导致了她们与外面世界的深深隔膜和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绣枕》中的大小姐，花了整整半年时间，精心刺绣了一对漂亮的大靠垫。靠垫绣好后，她的父亲把它送去了白总长家，因为“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找着合适的亲事。”靠垫寄托着大小姐对美好婚姻的憧憬和向往。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对寄托着大小姐款款深情的靠垫在送去的当晚便被喝醉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让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又有人干脆把它当作脚垫用。最后，靠垫被佣人捡了去，又转送给了大小姐女佣的小妞儿。小妞儿把这一切通通告诉了大小姐，已被拼成一对绣枕的靠垫就这样回到了大小姐面前。一个少女的青春之梦就这么破碎了，她的心就像靠垫一样遭到了践踏。小说中，绣枕不仅成为女主角命运的象征，而且成为传统女性命运的一个暗示。在封建男权社会中，任人践踏、任人主宰是女性的共同命运，哪怕是像大小姐一样从外表到内心都非常“优秀”的女子，同样逃脱不了精美绣枕的遭遇。 《茶会以后》中的阿英、阿珠两姐妹，比《绣枕》中的大小姐要幸运一些。她们已经可以出入大型的社交圈，也比大小姐见多识广。但她们受传统礼教熏陶的时间太长，和男子说话，“觉得不舒服，样样都得小心”，虽然她们心里羡慕那些“同男朋友那样起劲的说笑”的小姐们，但她们自己却缺乏这样做的勇气，她们不适应这种新的社交方式。在她们身上，反映出那些双脚跨出了闺房，但又不知踏向何处的旧式少女的普遍心态。旧的、熟悉的生活方式已经逝去，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是那么陌生。她们的将来，很难令人乐观。 再看《吃茶》中的芳影小姐。“正当芳菲的时候，空在‘闺阁自怜’”，一旦接触到留洋学生王斌，即为他的高雅、热情、殷勤打动，错把王斌的洋式礼节误认为是多情的表示，因而坐卧不宁，暗怀期待。不料一周后接到王斌婚礼的请帖，女主角只有泪洒衣襟。那样一种出自青春生命向往异性的本能的正常情感因为自己的“误会”而成为一道心灵的创伤。 面对一个个娇弱柔媚、蕴藉含蓄而又聪慧多情的大家闺秀形象，不由令人扼腕叹惜。在她们身上，有着太多的“女性味”，而感觉不到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自主意识。在争取爱情自由、个人幸福方面，她们没有任何主动的表现，一个个都是等待“君子好逑”的淑女，在等待幽怨中虚度光阴。对命运的顺从，构成了她们枯寂无味的人生。虽然文明之风的吹拂，使她们睁开了紧闭的双眼，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但她们没有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摆脱不了紧紧束缚她们的传统礼教，因此只能在困惑、迷惘中体验现实与传统脱节而带来的心理波澜，感受将要被时代抛弃的凄凉和恐惧。这是一群在新旧文明夹缝中找不到出路的迷途的羔羊。她们的命运提醒人们，女性要摆脱封建传统束缚，争取独立自主的命运是何其艰难。 二 和凌叔华笔下的闺阁小姐相比，作者对旧式家庭已婚女子生存状况和现实处境的描写更加细腻深刻。从初为人妇的女子到拖儿带女的主妇，凌叔华以其女性经验的敏感和直觉，将一般男性作家不易窥透的某些女性生活画面、女性情感活动展示在读者面前，描述了女人的一生，勾勒了一幅老中国女儿们或痛苦、或麻木、或绝望，逃不出命运轱辘的生存图景。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初为人妇的青年女子，可以视之为《绣枕》中已经出嫁的大小姐，或者是《茶会以后》、《吃茶》中的阿英、阿珠和芳影们。这些“大小姐”经由她们的父亲之手转交给各自的“丈夫”后，她们的遭遇实在也不比那对绣枕更幸运。《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婉兰，一如那对绣枕般典雅、精美，但她的容貌、举止和文化修养仿佛只是她能够嫁得出去的一个筹码，并不能为她在夫家的地位增色。为了生存，她必须讨好老婆，取悦丈夫：她劝丈夫收丫环做偏旁，劝他去那里过夜，丈夫不领情，说她贪图“贤德”之名，婆婆骂她假惺惺；丈夫在外面逛堂子、玩窑姐，她根本不敢过问，还要替“荒唐”丈夫收藏那些所谓的定情之物；婆婆不怪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反怪她看不住自己的丈夫，整天闲言闲语，气得她“没有一天不哭两三次的”。婉兰后悔自己嫁了一个这样的“荒唐”丈夫，她对父亲的三姨太——一个同样苦命的女人说：“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小学了本事，从小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婉兰的这番话，说明她已经看清了自己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但她似乎没有勇气摆脱这种命运，因为她认为她已经太晚了，而且女子没有法律的保护，没有谋生的本事，也就很难独立自主，不依靠家庭，所以她只能在无奈和心酸中认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