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6-0009-05 中国文学批评从传统到现代，曾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化、变革的过程。在这个嬗变过程的自始至终，民族的特质或隐或显，仍在实际上起着主宰的作用。但由于西方文化、西方文论、西方学术思想的渗入，使得中国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如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方法、批评模式乃至各种批评的辅助手段，均已呈现出与传统迥然不同的形态，面貌已然为之一新。而在这个由旧向新、由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先是晚清的梁启超、王国维，而后才是“五·四”前后的陈独秀、胡适。但最终促成其根本转折，并为之自觉不自觉地作出种种努力，且较大地影响了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则是后来居上的胡适。胡适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最为明显的，体现在文学革命时，他“首举义旗”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冲击，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以及他在作出上述努力时，比之同时代人的似乎更为可取的对待传统的比较客观的态度。 文学观念的一代剧变，并非胡适一人之所能为，当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还有晚清文学改良派的一份功绩。这是一般的常识也是历史的实情。然而，当笔者为着切实地考察一番胡适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转变所做的一切时，却出乎意料地发现，“五四”时许多予人以振聋发聩之感而今仍为人们所认可的文学观念，尤其是那些最终“打倒古文学的武器”，如“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引进西方悲剧的观念，批评传统大团圆的结局”；非“文以载道”，倡“言之有物”等等，最早竟都出自年轻的胡适！更出人意料的是，胡适所拿出的这些“武器”，目的本是为着“重新估定”传统，但在具体言谈中，却不像人们以往所批评的一味地“否定传统”，恰恰相反，其在提出新说时，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还是能够做到否定、变革与借鉴、发展兼顾并重的。无论其当时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在“传统”已经“声名狼藉”（陈平原语）的特殊情境中，能够这样做，不仅是难能可贵，更为主要的，还为后来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昭示了应走的路径。 一、关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 “文以载道”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几乎可以相当于一部“文以载道”观念的发展史：最早儒家的“兴、观、群、怨”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说”中，便已滥觞有这种思想。以后，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厚道》、《征圣》、《宗经》等篇，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的名言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提炼。唐时的韩愈、柳宗元更在此基础上针对“前人纤巧堆朵之习”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明道”说。但“文以载道”一词的出现是在北宋时。周敦颐的《通书·文辞》曰：“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此后，“文以载道”作为历代正统文学观念，牢固地占据了国人的心灵。 “道”者何也？今人泛指思想体系、规律目的等。而古人之言“道”，各家的内涵并不相同。大多指儒家之道，也有指道家之道，还有指儒、道、释混合之道，甚至指经国之方略大道。但无论其要说的是哪种道，历史上，每次载道理论的提出，往往都带有反形式主义、维护政治统治等色彩。而且就史实看，刘勰之前的理论批评，尚能辩证地看待文与道之关系，唐以后，逐渐向“载道”倾斜。故客观地审视传统观念，其利其弊都相当明显。一方面，古人反对为文而文，反对言之无物，讲求内容与形式、人品与文品、道德与文章的完美结合，要求文学家的责任感、道义心。这方面，也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在反形式主义的同时，人们往往矫枉而过正，不适当地抬高了文学的地位，夸大了其功利作用。“文非有关世道不作”；文章当“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诗“必尊人伦日用”；“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经纬天地”、“救治人弊”等等，都是中国文人烂熟于心的古训。不能说古人之言毫无道理。文学作为作家精神的产物，审美怡悦、消遣娱乐、熏染性情、拓宽视野是重要的功能，但教育引导之功利作用也不可否认。而后者，对于身处社会剧烈变革时的作家和一部分创作个性上偏重于道义审美的作家来说，可能会更为注重。即是说，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看，我们应视文学为严肃的事业，并承认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利作用。令人不满的是古人委实过分抬举了文学，且在有关文学本质的阐述上，对于文学的功利作用又加以了执其一端、不及其余的强调，以至于“在正统的古代文论中，政治功用就是文学的本质”[1](P75)。这就未免过于失当了。 自命中庸的中国文人在文学本质问题上，为何竟会显得如此极端、片面呢？这并非思想方法之失当，而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及随之滋生的依附意识使然。亘古以来，中国便是普遍的王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P549)身为臣子的知识分子即使职位再高也是帝王的子民。隋朝以降，科举考试成了知识分子谋求出路的唯一途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利禄，功名利禄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的依附意识。这种在王权政治、科举制度下滋生的依附意识，使历代文人大都心甘情愿地“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并在思想文化方面责无旁贷地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政治统治服务。在文学方面，则表现为夸大文学的作用，强调文学以载道为目的。历代文人之所以如此地夸大文学的作用，与当时落后的农业经济也有关系。因为，假如是在商业、航海业、农业并举的实行民主制的古希腊城邦社会，或者是在商品经济和各种传播媒介比较发达的中国的今天，人们虽不会忽视文学，贬低文学，但也就会以比较正常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可是在过去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介尚未出现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赖以传道的工具只有“文”（包括文章、诗歌、戏曲），于是，中国历代文人近乎失衡地重视文学，夸大文学的作用尤其是功利作用，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