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1)01-006-05 早在40年代初，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平心在其《人民文豪鲁迅》一书的《自序》中就曾指出：“一面是对鲁迅严肃的学习和研究，一面是对鲁迅无耻的曲解和诬蔑，这正是今天中国文化上的重要矛盾现象之一。”60年后，情况依然如此，近来尤为激烈。对于鲁迅的某些个别作品提出自己的新的理解与批评，本系见仁见智之事，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但相当大量的文章是对鲁迅的冷嘲热讽，有的纯属恶意攻击——从鲁迅的创作文本直至鲁迅的生平人格，特别是很有影响的《收获》连篇累牍地刊发如此妙文，许多报刊竞相转载。其实，许多人的观点，大抵是老谱的袭用。 究竟如何评判这种现象？我以为这种现象有其深因，有近因，有远因，有攻击者方面的原因，也有鲁迅研究自身原因，更有社会原因。现在姑且“随便说说”，算是一种“意识流”式的思考。 一 任何一位作家、任何一部作品，都面临着接受场的问题，尤其是伟大的作家、蕴含丰富的作品。不同的时代氛围，会有不同接受主潮，会对某一特定的接受对象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择取乃至改塑，也会产生不同的拒斥——负接受。 鲁迅的接受史，迄今已80余年。这中间有曲折，有反复，也被打上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烙印。但从总体而言，鲁迅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无论是正接受还是负接受），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五四时期，鲁迅是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被接受的，并且在当时即已有人指出鲁迅的世界性，例如凤兮在《我国现在创作之小说》[1]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一篇，……殆真为志意之创作小说，置之世界诸大小说家中，当无异议。在我国，则惟一无二矣！”；左联时期，鲁迅是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盟主被接受的；他逝世之前后，是作为“民族魂”被接受的；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论一发表，鲁迅则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被接受的（实际上，所谓“三家”的提法，冯雪峰早在毛泽东之前就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们对鲁迅接受的主潮；而在“文革”时期，鲁迅居然被称为毛泽东的伟大战友（陈伯达一篇纪念鲁迅的报告，明确发出此种称谓）；到了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又与五四时期相同，仍是将其作为伟大的作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来接受的。应当说，上述每一种接受，都不是十分全面的，因为都无法穷尽鲁迅本体，而“说不尽的鲁迅”其原因亦正在此。 对鲁迅的贬损与攻击，在鲁迅生前即已有人为之：陈西滢之流，梁实秋等人奉鲁迅以明枪；而举鲁迅为左联盟主的“元帅”、“奴隶总管”（周扬们）则掷鲁迅以暗箭；当然，更有国民党政权的这样那样的限制与禁忌，乃至通缉。各有各的特色及原因，但最根本的一点乃是因为鲁迅一生始终站在权威治下的弱者的一边。 鲁迅逝世之后，来自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对鲁迅的攻击何曾消停。但亦不过上述之余绪而已。但是由于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解放区及成立之后的大陆，则很难见到对鲁迅的攻击与贬损，只有曲解和利用了。尤其是“四人帮”，他们对鲁迅假吹捧、真利用，更引起了一部分并不懂得鲁迅的人对鲁迅的逆反心理，这一点可以说绵延至今。 但我们不能因“四人帮”利用了鲁迅，就归罪于鲁迅，正如我们不能因希特勒利用了瓦格纳就归罪于瓦格纳，墨索里尼利用了威尔第就归罪于威尔第。有人说，鲁迅之所以被“四人帮”利用，是因为他有被利用的成分。此语实在不敢苟同。如若硬说鲁迅有可被利用的成分，那就只有一点：他在全体人民中间有巨大的号召力与征服力！一切打着为人民而实际上反人民的政治骗子都势必要利用在人民之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文化巨人，这是中外所共有的普遍规律，除非他公开标榜自己反人民。其实，“四人帮”对鲁迅恨之入骨，曾竭力破坏鲁迅著作的出版及研究工作，直到等毛泽东亲自出面干预，问题才告解决。姚文元甚至叫嚷鲁迅著作“可删之处尚有不少”，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这才是鲁迅与“四人帮”之间的本质关系。他们本是对立者，绝非同路人。 “文革”结束后，对鲁迅的接受与研究，基本上是向更接近鲁迅本体的方向前进。至少在学院派知识分子那里是如此。只是到了1985年又出现了一股逆流：《青海湖》8月号刊登了邢孔荣所写《论鲁迅的创作生涯》，8月6日《杂文报》发表了李不识的《何必言必称鲁迅》，公开否定鲁迅的创作。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但很快就被批驳下去，未成大的气候。 真正成气候者是近几年的事。鲁迅生前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2](P68)现在，鲁迅遭遇的正是这样的“华盖运”，虽然那些“沽名获利”者并非“谬托知己”之徒。媒体炒作，扩大销量，发反鲁财；文人炒作，不独发财，更使自己声名显赫。但名利之驱，并非惟一原因，更主要者，乃是当下社会状貌与时代氛围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