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心目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宽心地说：“鲁迅作品已经进入经典，无须任何人来保卫。” 何谓“经典”(canon)？据我理解，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在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它垂范后世，但却为数有限；它并非流行，但却比流行更为久远。每次重读，都会感到历久弥新。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在经典与读者之间，也经常进行互动。 毫无疑义，经典的构成有其相对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成为经典有其客观的标准，如内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复性，思想的穿透力，对历史进程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但经典又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种再选择的过程中，伪经典将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冲击和磨砺而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鲁迅研究也遭遇到多方面的冲击，其中有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流传到中国之后发生了严重变形的后现代主义，那些制造“断裂”、扬言要一脚踢开鲁迅的新生代、后新生代，还有质疑国民性理论、把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曲解为殖民话语霸权的“新左派”……这些思潮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颠覆鲁迅的“完美风暴”（这是借用沃尔夫冈·彼德森执导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片名）。不同个人挑战鲁迅的方式也不同，其中有学理式的，也有流氓式的。最近在鲁迅研究领域掀起的一场风波，是由今年3月25日出版的《收获》文学杂志第二期引发的。 《收获》2000年第2期引发的风波 在这期《收获》开辟的“走进鲁迅”专栏中刊登了三篇文章：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 冯骥才认为，鲁迅的“功”表现在他的小说选择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即国民性批判。“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穿透国民性，在当时有意义，在目前仍然有深刻的意义。”鲁迅的“过”在于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即所谓“东方主义”。这些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意的或非难的，在他们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背后隐藏着一幅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而鲁迅的作品却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 在王朔看来，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现在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所以他要对鲁迅来一番解构。你说鲁迅是革命家吗？他说鲁迅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逮谁跟谁急，专跟小人斗。你说鲁迅是思想家吗？他跟他的朋友却认为鲁迅的思想实际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能给国家民族指道；特别是晚年被苏联蒙了，误认为那儿是王道乐土。你说鲁迅是文学家吗？他却认为鲁迅也没有更多的优秀作品。短篇小说有好有坏——失败的作品中包括鲁迅为新文学奠基的《狂人日记》和享誉全球的《阿Q正传》；特别是没有长篇，因而成不了文豪。王朔说，一个正经作家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经过他这一番拆卸，鲁迅就变成了什么都不是。 在我的记忆中，林语堂追思鲁迅的文章主要有四篇。最早的一篇《鲁迅》写于1928年，原文是英文，译成中文后发表在1929年出版的《北新》杂志3卷1期。林语堂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经历，并把鲁迅比喻为“白象”——象多为灰色，白象因而显得难能可贵。在《两地书》中，“小白象”成为许广平对鲁迅的昵称。《忆鲁迅》和《记周氏兄弟》两篇，是林语堂晚年在台湾写的。《收获》选发的《悼鲁迅》一文，是林语堂1936年11月22日客居纽约时写的，次年发表于《宇宙风》杂志。这时林语堂跟鲁迅的关系已经由“相得”恶化为“疏离”。他在这篇文章中将鲁迅定位为“战士”，这是对的，但却抹杀了鲁迅战斗的原则性与严肃性。他用游戏笔墨为鲁迅画象，把鲁迅描绘成“无名火发，无名兴叹，不交锋则不乐”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好像鲁迅是在为交锋而交锋。 《收获》杂志关于鲁迅的这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在鲁迅故乡浙江绍兴引起极大反响。5月22日，绍兴市政协委员、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朱振国以会员身份致函中国作家协会，愤而予以批驳，并大声质问：如此“集束炸弹”贬损鲁迅意欲何为？这封公开信认为：“概括《收获》上的三文，可以说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卖点是‘抹粪’，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他进一步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伟人，我们需要保持明智的心态，宗师、奠基人、开先河者，有其不完美是难免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永远是不可动摇的。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护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收获》杂志封面上赫然打着‘巴金主编’，我们知道巴老是崇敬鲁迅的，他在1983年来绍参观鲁迅纪念馆时，留下了‘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的题词。读者迷惘的是：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文章结尾，朱振国要求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刊出这封公开信并作出复示。 朱振国的文章首先刊登在《绍兴日报》，接着，在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支持下，新华社就此事发了消息，题为《贬损鲁迅引起作家朱振国质疑》。有些报纸也就此事刊发了专讯，如《中国青年报》消息的标题为：“绍兴作协主席质问《收获》：贬损鲁迅，意欲何为”。6月1日上午，绍兴市鲁迅研究会、绍兴市作协、绍兴市文联、绍兴市社科联的有关人士还召开了“反对贬损鲁迅座谈会”。与会者表示：“作为鲁迅故乡的文学和社科工作者，我们有职责、有义务捍卫鲁迅精神，让鲁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