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下简称“文革”文学）的研究文章开始多起来。这是因为，要想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把握，还是史的线索的清理，绕开十年“文革”显然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在这些研究文章出现之前，对“文革”的不同认识已经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选择。新时期伊始，对“文革”的研究主要还是一种情感上的控诉，认为“文革”是“封建主义”在当代的复辟。“封建主义”一般认为是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这就是将“文革”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这种认识推动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鼓励着人们从封闭走向开放，积极吸取西方的文化与文学成果。然而，海外的新儒家对这个问题却另有看法。他们认为“文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大破坏，而其渊源，则是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这种观点鼓舞了中国当代的发扬国粹的学者，在文学创作中则有“寻根派”作家出现。陈忠实的《白鹿原》与阿城等人的作品，就分别弘扬了儒学的道德价值与道家的审美趣味，这在1917-1949年的新文学中是较为罕见的。 既然对“文革”的不同认识制约着后“文革”的文学与文化选择，而清理20世纪的文学发展脉络与文化沿革，又绕不开“文革”文学；那么，对“文革”及其文学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研究：“文革”文学的研究方法 当前，文化学研究(Culture Study)正席卷世界学坛。西方批评界对大众传媒与通俗文学的文化研究，后殖民批评中的文化研究趋向，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向，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掀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浪。而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研究热，比西方来得更早。在80年代的中国学坛，一股“文化热”的暗流就在涌动着。如果说西方的文化研究热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亨廷顿(S·Huntington)的文明、宗教、种族的冲突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冷战之说，就颇能说明西方文化研究兴起的后冷战背景；那么，中国的文化研究热则是在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涌入中国而产生的。不过，这二者都不能构成“文革”文学的研究方法应为文化研究的理由。 以文化研究观照“文革”文学，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对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或审美批评，需要文本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具有复杂的内涵，从而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然而，“文革”文学本身就是对这种审美文本的颠覆，它以文本的简单、直露，消解了多重阐释。从一般的美学原则来看，文学虽然应该具有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关怀，但是作为审美现象，终归是要导向感性生命的个人的。同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不同于雪莱；同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也不同于杜甫。然而，“文革”文学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性的，它是以消解个人性、特殊性、偶然性，推崇共性、普遍性、必然性为特征的。许多“文革”时期的诗文，根本就不标明撰写人，一般只署上一个群体单位的名称，以显示其群体共性与普遍必然性。因此，“文革”文学有破除作家与非作家、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界限的趋向。在“文革”中，几乎所有专业性的作家都遭到排斥，报刊上的诗文多为非专业的“工农兵”所作。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么，知识很少的“工农兵”就受重视了。于是，在知名的作家无一不受到批判的同时，工厂与乡间的赛诗会等群众性文艺活动倒是兴起来了。当诗意的流露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时，标语口号式的文本就大为流行。《毛主席语录》多为理论形态的命题，却被谱成曲到处演唱，形成风行一时的“语录歌”。这就将文学文本与政治文本、文化文本完全等同起来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文革”文学的研究方法应为文化研究。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是对文化的一场大破坏，留下的仅仅是文化沙漠。就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文化”概念而言，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文革”是有其价值标准与伦理尺度的，它追求的目标也不仅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文革”时期既有数不胜数的“颂诗”，又有反复演唱的“样板戏”，还有《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一类的小说，怎么能说“文革”没有特有的文化？你可以从艺术上、审美趣味上将其贬得一文不值，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仍然是可以分析研究的。即使从避免类似的“大革命”角度，对这个运动进行文化的反省与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正如列宁所说，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在中国向着现代化大踏步前进的21世纪，对20世纪走过的弯路进行文化反思，不是很有必要吗？ 当然，对“文革”文学的文化反思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因为“文革”不是一个常态的文化运动，而是一个非常态、反常态的文化运动。“文革”的发动者就以为这种文化躁动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看法至今也仍然难以被驳倒。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主动发动群众颠覆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而赢得了这个国家大部分群众的疯狂崇拜，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常识性的文化分析法也不适于分析“文革”及其文学。我们将在下文中，从清理对“文革”的传统看法入手，对“文革”以及“文革”文学进行全面的文化反思。 二、五四与“文革”：迥然相异的文化革命 十年“文革”结束后，海外学者对这场文化运动的文化反思方向是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的。香港、台湾以及美籍华人学者，其中多为新儒家及其外围学者，几乎都认为“文革”的“文化浩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结果。甚至并非新儒家的林毓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中，也认为“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并未丧失力量，所以他坚持进行文化革命和全盘否定过去的思想。”（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253-25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香港的《法言》作为新儒家唐君毅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发表了不少将“文革”与五四直接挂钩的文章，如二卷三期的《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一文，就认为“文革”是五四的继续，是对五四的发扬光大。 林毓生还追根溯源，认为五四与“文革”的思想方式都没有逃出儒家“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然而，这却使林毓生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按照他的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论，五四与“文革”不正是对儒家“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种创造性转换吗？笔者早就对林毓生的观点进行过质疑，认为“过分夸大孔子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就无法解释孔子对功能、实用的置重”，另一方面，耶稣的思想倒可以说是视“内心的思想远比外在的行为更为重要”。（注：高旭东、吴忠民等《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第25-2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至于新儒家从维护儒学道统出发对五四与“文革”的抨击，虽然能够自圆其说，然而，不加分析地将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强调其同而不顾及二者的巨大差异，就犯了抹煞基本的文化事实的错误。在笔者看来，五四与“文革”是两个尖锐对立的文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