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部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出笼了——原来是“九十年代文学研讨会”的成果——如果没有看见谢有顺君在《南方周末》上的发难文章，局外人又如何知晓此事呢——比如我自己。这无可厚非，完全可以这么想：批评界是个圈子，本来就不必和大众契合。专家们理所应当干些专业的事，超乎一点局外人的水平，给局外人一些惊异和启示。给我们一点想象力。 那么，就看看专家们的专业水准吧：《长恨歌》居然为榜首，《文化苦旅》赫然在目，搭配有《九月寓言》、《务虚笔记》，《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则一个也不能少……拜托，给个游戏规则先！何为“最有影响的”，“影响”是针对大多数还是针对少数人，是针对作品在文学上的贡献还是针对一群年过半百的批评家的狭隘审美趣味、或是逢迎上海作协华东师大的会议招待饭局？若是在文学的层面，至少缺了王小波、残雪、于坚、韩东、朱文；若是以人数影响计，缺了莫言、苏童、贾平凹；若是谈起文化意义，则不可不提王朔。 评选“十部最有影响”的作品……听起来就像评选“十大杰出青年”。“影响”和“杰出”……这样的词好听、花里胡哨、模棱两可。“十部”、“十大”则不仅继承了自古领导阶层的好大喜功，也体现了新中国以来的对硬性指标的迷恋。 自然不可能皆大欢喜，但至少该让一部分人心服口服。这是类似评选唯一的可取之道：立定一个游戏规则。连萎靡弱智的电影业还分“金鸡”、“百花”呢。 就算以“最有影响的”为标准。“影响”是分质量和数量的。一味以数量计，即大众口味，只需把调查问卷发放给中学生和家庭主妇。并不是刻薄，我只是说，有关大众口味的事，既不是批评家必须做的，也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更不是他们愿意做的。所有的人都有低级趣味的一面，这更是批评家们不愿意承认的。只有当低级趣味包装上一层玻璃糖纸的外衣，比如《文化苦旅》什么的，批评家们才会抱之以会心的一笑。 “影响”也是分此刻与将来的。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具备发展的观点，预示性的眼光。评选有影响的作品，看的是这些作品在时间中的力量，不仅是缅怀过去，更多的是面向未来，它们是否为下一个时代铺垫了路途，暗示了可能性与方向。在这一点上，这次评选几乎毫无意义。像《长恨歌》、《活着》这样的作品，可能是优秀的小说，或者是成功的小说。但它们在文学上不能影响他人的写作，在文化上也影响不了我们的世界观。 这个时代不复产生众口一词的经典。这是好的。然而我们的批评家们依然抱有浓厚的经典趣味，那就只能沿袭从前的思维模式。从“十佳”名单可以看出，我们的批评家喜欢大部头的、深沉面孔的、结构完整的、已被一部分作家们自觉抛弃的东西，例如《白鹿原》的宏大叙述、《心灵史》的救赎情结、《长恨歌》、《活着》的煽情。至于王小波天马行空的杰出的中篇，朱文自控性极强的质地鲜明的短篇，总也上不了权威们的台面。 明明最该批评家做的事——关注文学的先锋性，发掘另类和边缘人才，揭示文学表现的可能性，关注文学的新动向——批评家们一概地不做。对此，青年批评家谢有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十部作品，“其实是80年代文学的剩余想象强加给90年代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的批评家表现得很像领导，喜欢总结性发言，只既往不开来，只承前不启后，完全漠视时代的变迁，漠视文学意义上的创新和探索，漠视文坛异类（例如王小波、王朔和早年的残雪），简言之，漠视对文学的追求。 仍然是老套的故事。要想入“权威们”的眼，仍需走一条妥当的路线。说到底，这依然是一个文化体制的问题。如此腐朽不堪的评论界、研讨会，与“作协”唇亡齿寒，导致对一些人的极度吹捧和对另一些人的极度回避。我深信在这方面，除了牵涉到头脑和品位，还有关品格。幕后他们也许倒有一套明晰的游戏规则。 只不过这很丢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