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国内批评界对90年代文学的评价和研究状况，上海市作家协会向全国百名批评家发出邀请，征求他们对90年代中国文学的看法，并推荐10部90年代最有影响的中国（大陆）作家作品。我参与了推荐，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最后竟是这10部作品上榜： 《长恨歌》（王安忆） 《白鹿原》（陈忠实） 《马桥词典》（韩少功） 《许三观卖血记》（余华） 《九月寓言》（张炜） 《心灵史》（张承志） 《文化苦旅》（余秋雨） 《活着》（余华） 《我与地坛》（史铁生） 《务虚笔记》（史铁生） 2000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上海市作协和华东师大中文系联合举办了以此为主题的“90年代文学研讨会”，数十名批评家聚集上海，对这份作品目录以及90年代的文学状况作了研讨。在这个会议上，我听到的多是充满和气的溢美之词，仿佛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一公布，就可以为90年代的文学盖棺定论了。只有少数人对批评家的眼光和趣味提出了质疑，大多也没有击中要害。我隐隐觉得，通过这一事件，批评家的权威性正在瓦解，而由一个散发着同样气息的批评群体投票选出的作品，也显得相当可疑。事实上，这份作品名单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与局限性是一目了然的。 一、批评家与普遍的读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套评价系统和选择系统。虽说这次推荐的是“最有影响”的作品，但“影响”二字在批评家眼中似乎过于圈子化了，与普遍的读者所作出的选择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就“影响”二字而言，没有王朔、贾平凹、王小波和莫言等人的作品，绝对是一个失误。而《长恨歌》、《白鹿原》、《马桥词典》、《九月寓言》和《务虚笔记》等作品能入选，我想，多半是批评家们被作者深沉的表情吓坏了。普遍的读者可不吃这一套，他们有理由向作家要求更多的可读性，也有理由要求作家在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生存现实面前，呈现出更多生动的反应方式。我这样说，并不认为普遍的读者是判断文学的唯一标准，但我们的确不能再将理解文学简单地看作是专业要求，以为是批评家的专利，它在许多方面与普遍的读者之间还是有连接通道的，因为无奈、动荡、残酷或幸福的生活本身对每个人的训练，同样能产生对文学朴素而真实的感知。对这种常识的忽略并不是光荣的。当整个80年代都在为艺术探索而努力，甚至不惜以晦涩难懂、矫枉过正的代价来为文学补上形式功课并获成功之后，以此为起点的90年代作家，难道不应该找到一种更为清晰、简洁、锐利的方式来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以表达业已前进了的时代精神，以及个人与时代的深刻关系？然而，不知是一种忽略，还是出于其他利益因素的左右，这次上榜的10部作品，虽说都是在某一方面的优秀作品，但它们的文学灵魂却几乎都停留在80年代，用它们来代表整个90年代，太过单一而勉强了——90年代文学内部的前进和变化显然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事实上，更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已经在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张爱玲、王小波、朱文、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会被争相阅读，就是一个难以漠视的现实），相比起来，批评家的审美滞后是显而易见的，这或许跟参加这次推荐活动的批评家年龄偏大有关（百名批评家中，30岁以下的批评家只有2名）。 二、另一个常识问题是，难道上海是文学影响唯一的发源地？10部作品中，排第一的《长恨歌》的作者王安忆是上海作家，其余9部作品，除了《白鹿原》和《心灵史》之外，也全部是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的，《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文化苦旅》、《活着》和《务虚笔记》发表在《收获》，《马桥词典》发表在《小说界》，《我与地坛》发表在《上海文学》。这不能不让人跟这一活动的主办者地处上海联系起来。它至少说明，参加投票的上海批评家比例过高，或者说，批评家普遍有着顽固的上海情结，以致一次广阔意义上的文学推荐活动，被简化为有点像颁发上海作品奖了。如果再往深处想，就多少让人对这次活动的公正性表示怀疑——我并不是说活动主办者公布的每部作品的得票数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本来是一次挺有意思的活动，终究难逃地方本位主义的局限性。可以设想，这次活动如果由北京来发起，结果肯定是另一个模样，我想，至少王朔、刘恒、莫言等人会进入前10名；如果由南京来主办，苏童、叶兆言、朱文等人，进入前10名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这都正常。文学理解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不同的人参加，得出的肯定会是不同的结果（得出的结果一样反而不正常了）。我所要追问的是，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操心文学和作家的排名顺序，那么，究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相对公正的游戏规则来处理类似的活动？如果有，大家总是要尽可能地去执行，免得出现过于明显的漏洞；如果没有，那干脆把类似的活动宣布为一种游戏算了，不必太过认真。我最怕的是，本是游戏色彩很浓的一次活动，偏要弄得严肃、认真并带着历史宣判的味道，还诉诸于大量的大众媒体，这对不知情的众多读者而言未免残酷了点。其实，学者的心目中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评判尺度和道德底线的，要不，前一段时间的“长江《读书》奖”发生了自己参评自己得奖的常识性错误，也不会在学术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弹了。上海作协主办的百名批评家参与推荐10部最有影响的90年代文学作品的活动，整个程序并没有“长江《读书》奖”式的缺陷，但在调查表的发放、调查人群的分布等方面，似乎可以做得更科学一些——这当然有点苛求了，我把话说在这里，不过是做个备忘而已。 三、就算这10部作品的上榜有合理性，批评家的审美口味也单一得可怕。10部作品中，除了《文化苦旅》、《我是地坛》是散文外，其余全是小说。诗歌呢？难道它已从文学行列中被清除出去？有杰出才华的于坚，作为排在最前面的入选诗人，也仅位居第14名。庞大的诗歌人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漠视，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多数的批评家丧失了解读诗歌这一文学明珠的能力，成了小说（故事）的奴隶。大家应该不会忘记，在整个80年代，诗歌都是影响最广泛的文学形式，而且它一直站在文学革命的最前列，早期是朦胧诗，中后期是第三代诗歌运动。如果没有诗人们对语言、形式和结构等文学要素的超常敏感，并率先实践种种新的文学观念，小说界要在80年代取得几次重大突破是难以想象的。来到90年代，诗歌与小说的秘密联系有了新的解释方式，那就是：诗人转而写小说并成为优秀小说家的（如韩东、朱文等人）不在少数，而小说家转而写诗并成为优秀诗人的却一个都没有。这是耐人寻味的。公正地说，韩东、朱文等人在90年代早期开始写小说，对小说界是一次难得的解放，因为在他们之前，先锋小说走的是言说虚拟历史、从当下的日常生活中退场的写作道路，而所谓的新写实小说，却已经把日常生活写成只剩下油盐酱醋了——真正的、具体的、内部的、细节的、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在这些作家笔下几乎原封不动，是韩东、朱文等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表达当下的日常生活的话语道路，尽管它从出现到现在，一直备受指责和误解，但是，谁也抹杀不了他们所做的话语努力，特别是那些渴望进入日常生活现场的新一代读者，在韩东等人的小说中发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到现在，由他们所带来的文学分化已经非常显著，假如我们要追索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是如何发生的，就会发现，其背后的动力早在以《他们》、《非非》等民间诗刊为首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便已形成。这些诗人和小说家，强调写作是个人的语言史，强调语言在日常生活面前的全面复活，强调要在写作中拥有一个具体的、口语的、人性的说话身体——这种重要的写作理想，最初在诗歌革命中得到实践，不久后，由几乎同样的一帮人带到小说界，取得更为广泛的成就。但这并不等于说诗歌在90年代的影响就让位于小说了，它依然在自身内部继续前进，所不同的是，诗歌的流通渠道在90年代更多地转向民间的同人诗刊，不像80年代那样，每次重要的诗歌事件发生，都有机会浮出水面。这难道是诗歌本身的悲哀吗？不，只能说是当下这种不健康的文学体制的悲哀。作为文学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家，本来应该是这一文学体制的反抗者，以求在这种反抗中为诗歌争取更多的生存权利，没想到，众多批评家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表现出对诗歌的漠和拒绝，对此，我真是无话可说。其实，熟悉诗歌的人都知道，有许多诗人一直在孤寂中做着卓越的努力，从而不断改写诗歌秩序，解构文学神话，比如于坚，我认为他在诗歌界的成就和意义，超过了任何一个小说家在小说界的作用，因为目前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也还在小说的秩序之内，而于坚的写作，可以说是在整个现成的诗歌秩序之外，是真正独立的、开创性的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回到内心，回到生存的现场，回到常识，回到事物本身，回到记忆中私人的细节里，一直是于坚写作的一种内在愿望。当于坚80年代就开始实践这些写作主张时，几乎整个诗坛都还沉浸在整体主义、神话原型、文化符码、乌托邦、玄学迷津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敌视日常生活，敌视事物本身，他们津津乐道于复杂的诗艺，以及如何使自己像文化恐龙那样休蛰在深奥的诗句里。这样的思潮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谓越走越远……于坚的诗歌所要反抗的不是某种类型的写作，而是整个的诗歌秩序和话语制度本身。于坚称之为‘总体话语’，并说写作就在于‘对现存语言秩序，对总体话语的挑战’。这是惊人的，它意味着与整个诗歌趣味和审美标准的决裂……”从这个角度说，于坚发表在《大家》杂志创刊号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诗《0档案》没进入批评家的视野，是这次推荐活动的憾事之一；另外，像王小妮的《我看见大风雪》，也是90年代罕见的优秀诗作，可惜，批评家们都遗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