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和余秋雨都是名人，并且都是以其看家本领——写作而一度连着数度闻名，名声之大用惯常所说的如雷贯耳也不会有丝毫夸张的成份。大凡名人又都不免于两种遭遇，或者被捧，或者被骂，无论被捧还是被骂，结果总是一样的，那就是更加有名。当然，王朔和余秋雨并不需要因被捧或被骂而追求名声。有时他们也捧人（如替别人作序之类），甚至也骂（大多出于不得已，象王朔那样“逮谁灭谁”是很少见的，这方面余秋雨的表现算是名人的常态），如果说名人捧人并不稀奇，那么名人骂人就大小要算作是一件新闻了——市井阿三骂人是不会有文化价值或微言大义的，也不会有新闻价值，如是王朔或余秋雨可就不一样了。总之，名人总是要与捧和骂这两个字遭遇的，王朔和余秋雨也概莫能外。谁叫他们是名人呢？ 再稍加分析的话，在名人的被捧、被骂和捧人、骂人之中，被捧和捧人都很正常，前者是他们理应获得的一部分社会待遇，后者则是他们应当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两者合成他们的社会权利和义务。比较起来，难免要令人大惊小怪的是名人的被骂和骂人。名人的被骂（暂不追究这骂的动机），说明有人要向权威挑战叫阵了，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凡的勇气（因为大凡骂名人者，是以非名人即凡人、平常人居多的，在公众场合，他们一般都要比名人胆小，处于弱势，没有特权），除非泼皮牛二，骂名人你得拿出证据提出理由来，这个证据和理由也就是名人被骂之所以会形成社会轰动效应的真实原因——对于名人被骂，人们第一个反应是要问“骂什么”或“为什么骂”，其次才会是“谁”骂，首先受到关注的总是名人。 骂人的王朔不必多说，“狗眼看人”多少有些英雄气概，现在单说被骂的余秋雨了。这里先要把我的基本观点早一点亮出来，如果说王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异端和另类精英，那么余秋雨便称得上是一位主流文化人物——说来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但他们之间的文化姿态和价值趣味不同，有时还毋宁说是截然相反的。王朔走的是偏锋，余秋雨则历来都是中锋运笔，显得温柔敦厚，有规有矩，不似王朔的时常要旁逸斜出，走险撒泼。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状态或关系，另类的王朔是势必要视余秋雨为敌并也与之为敌的，这不是王对余有仇，而是另类对主流的姿态所决定的。这种敌对（就像以前常说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具体落实到王朔的骂人，他骂余秋雨也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不骂才是怪事。在这一点上，王朔是真诚的（不像有的人老谋深算的狡猾，内心只希望看着余秋雨被骂，而自己则不露声色地隔岸观火，还显出不屑一顾的高姿态）。但余秋雨则并不需要对王朔和自己的被骂作出明确的回应，他不必用骂人（回骂）来反击和报复自己的被骂。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形象，他依赖的是最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公众（读者）的支持，决不会跟少数另类死缠烂打，否则，只会损害自身的形象。主流对另类的态度往往如此。有两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是金庸对王朔的“心平气和”，二是“断裂”文学者谩骂贬损的《读书》、《收获》杂志等的沉默和不置一词。可见，主流和另类都有着各自自信的理由。而余秋雨还有一层心理和文化的支撑优势，即他不仅是一个名人，一个主流文化和社会活动中的名人，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学院教授和专业知识分子。他有什么必要撕破脸来呢？但我现在要谈的问题不在这里，在余秋雨的被骂现象中，王朔式的另类攻击其实只是少数，而且还体现出“健康”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心态，更多而引人思考的倒是由一类批评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所构成的“知识社会”或“文化社会”对于余秋雨的围剿式的口诛笔伐，暴露出的严重而深刻的偏差。这种偏差说得好听一些是由学识和观念的不同形成的，而尖刻一点，则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文化社会中的狭隘、丑陋、阴暗的心理弊端，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劣根性。这是问题的关键。 余秋雨被骂的罪名，概括起来大致不外乎有三项：一是作为一个学者他不该抛头露面不断做秀、炒作如明星状，有失学者的身份和形象；二是他的文学写作丧失了一个学者的严谨，并还流于或堕落到煽情的地步，连严肃作家和文学的严肃性的基本要求（标准）也还没有达到；三是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文化活动家，他缺乏起码的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和对于文化的反省、反思和批判的意识与立场，他的思想知识水平和人文关怀境界都不高，而且倒有自我粉饰和逃避尖锐事实之嫌。在这三项罪名中，第一项是针对“学者”而发的，第二项是针对“作家”的，第三项则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即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道德义务等基本的价值要求和良知准则。这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但要我来说，这三项罪名其实都不成立。 就第一项而言，涉及的是学者和媒体的关系。在传统的和一般的眼光看来，学院教授是应该守本分坐在书斋里的，不该常常出现在公众媒体上宛如明星般的频频登场亮相，否则便是有失学者的庄重而显得不安分，并会令人很不舒服。这倒使我想起了曾经有过的关于学者和明星的议论，其中对于学者的期待是如何努力将专业学术研究及其思想文化成果更为广泛普遍地扩散影响于社会层面和公众生活，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化素质和水平；而对于明星的要求则主要是增强知识文化的涵养，使这些公众人物更能代表社会精神文明的形象，在大众文化中起到高尚文化的表率作用。与此有点相似的是，甚至还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其意图不仅在提高文学创作的内在文化素质，而且也在由此影响社会大众阅读的知识文化和精神情操的水平与趣味，在基本层面上这与鼓励明星的读书学习文化知识是相同的。那么，如果余秋雨是学者而兼明星，或是明星似的学者，这对学者和明星来说都应该只会是件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好事。因为再也没有有着如此广泛社会影响的学者了，同时也根本没有有着如此丰富学识的明星了。将学者情怀播散于大众文化，使书斋精神弥漫于社会生活，这应当是每一个学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都要承担而不是轻视甚而推卸的责任。学者不该是冬烘先生，也不该是与社会隔离、蔑视大众生活的清高文化贵族，学者的学术文化成果不仅应该在专业领域里获得其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应该寻求一切可能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其广泛的价值影响。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的价值实现意义上，余秋雨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他以学者的身份获得了一般只有明星才有可能拥有的媒体地位，因为他的贡献不仅超越了纯粹的书斋学者和学院教授，而且更使其他文化明星望尘莫及。余秋雨其实堪称一位文化创造和文化活动的表率人物，他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创造和建设提供了他个人的高素质内涵的知识文化成果和学者形象的贡献，为此，他受到社会公众的有力支持是根本不奇怪的。然而，这却是与我们的学院传统和知识分子社会氛围相冲突或格格不入的，余秋雨和媒体的合理的密切关系被知识社会视为别有用心的沽名钓誉，余秋雨的社会关怀被贬为书斋专业研究和学术文化的堕落，这种狭隘、偏执、自命清高且自以为是的文化心理和习惯观念几成人文知识社会的一律舆论，并进而形成一种颇有围剿之势的口诛笔伐。只是知识社会的抨击和贬损并非整个社会的大势趋向，它阻止不了社会对于余秋雨的欢迎，余秋雨依然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之中，并俨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他将学者和社会大众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形象成功地合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