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5日《文艺报》发表了李复威、杨鹏整理的《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谈话的时间是在1994年4月29日和5月17日，内容除了讲述他的生平及《李自成》的创作问题外，主要都是与郭沫若有关的事。发表的内容是4月29日15时至17时的谈话，标题为《我对历史的研究很有功夫》。姚雪垠对几部历史小说的作者，由于不熟悉历史，而在书中出现了不应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这是忠告，对今后写历史小说的作家是有益的大好事。姚雪垠写《李自成》时对明末清初的历史，进行过极为深入的钻研，作了许多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评议郭沫若的学术时，姚雪垠说：“郭沫若在文学界没有多大贡献”，“是‘五四’时代的诗人，而不是史学家”。我们对姚先生这一观点，不敢苟同，下面谈谈我们的几点看法，请方家指正。 一、郭沫若的文学。如果按照姚雪垠的观点来办，那么，新落成的现代文学馆中的七位文学大师，就只有六位了。因为郭沫若只是“‘五四’时代的诗人”，是达不到文学大师水准的。其实郭沫若之所以被人们称作文学大师，主要是他的文学著作等身，成就卓越。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书法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五四”时代是著名的诗人，一直到建国后的几十年也被文学界公认为诗人。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三十年代评论郭沫若时就说过：“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作者致生特别兴趣”，“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郭沫若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出版）建国前他出版诗集多部不谈，建国后出版的诗集足可证明郭沫若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 郭沫若在剧作方面成绩斐然。他一生写了十几个剧本。从《凤凰涅槃》、“女神三部曲”之后的草创阶段，经历了创作《卓文君》、《王昭君》等剧逐渐走上成熟。当时有人评论说：“沫若的史剧在中国的新兴的文坛上，的确是一朵绚烂夺目的奇花”（王以仁：《沫若的戏剧》，见《郭沫若评传》）。到了抗日战争，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时期，他创作了6个历史剧，并被搬上了舞台，在大后方引起了轰动。《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还有《南冠草》，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一时间评论颇多。现摘录几个，以证明其成功的程度。“那《棠棣之花》是以诗意的浓郁见称，《屈原》是以气魄的雄伟出色，至于这个《虎符》恐怕就在意境的高远吧？”（褚遂初：《虎符》，载1942年《文化先锋》第1卷第4期）；刘遽然评论道：“由于《棠棣之花》的演出，在舞台获得了优越的成功，郭沫若先生在十天内写成了《屈原》和最近又脱稿的《虎符》，实在是作者给予目前在为复兴抗战而奋斗的中华儿女，一番宝贵的教训和楷模，另一方面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人格表现，也许是非郭沫若先生这位热情的诗人之笔不能把它描写出来。”（1942年5月17日《中央日报》）这些评语说明郭沫若是一位有很大成就的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建国后，郭沫若虽然工作繁重，但他的创作并未停下来。《蔡文姬》的演出是替曹操翻案的杰作，几乎成了当时人们不可或少的话题，紧接着在1962年5月他又发表了他的新作《武则天》，1963年他的电影剧本《郑成功》问世。郭沫若不但有历史剧新作，还有研究史剧的《历史·史剧·现实》等论文发表。他在论文中提出“优秀的史剧家必须是优秀的史学家”，“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武则天〉序》）等重要理论，填补了历史剧创作理论上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历史科学与艺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做了前人很少进行尝试的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 二、郭沫若的史学。姚雪垠的谈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讲历史科学的，他认为自己是史学家，而且比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如郭沫若、吴晗、顾颉刚等高明（虽未直说，但可以听得出来）。如他说：“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的诗人，而不是史学家”；说吴晗对“明末及清朝历史不熟悉”；说“顾颉刚为主的‘正统史学’（应为‘古史辨’派史学）对古代史表示怀疑，我认为那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其实吴晗是明史专家，搞了大半生明史；顾颉刚对唯物史观还是了解的。那么郭沫若是不是史学家呢？从他的历史著作看，他的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专著有近千万字之多，他在3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学术界称作是一部中国最早的用唯物主义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著，具有开拓性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他的考古学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认为是甲骨文四堂之一。下面让我们考察一下建国前，有关学人对郭沫若学术的评论。被姚雪垠称作“正统史学”代表的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为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顾颉刚认为，在甲骨文研究上，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拓性贡献的是郭沫若。宋云彬评议道：“自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一切曲解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谬论，都扫荡了。”陈布雷曾在郭沫若25周年创作纪念时，吟诗称赞他的史学成就，诗云（1941年11月28日《大公报》）： 搜奇甲骨著高文，描史重征起一军。 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老舍对郭沫若有过较全面的评论，他说：“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1.他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及翻译；2.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3.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4.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5.他的为人。”因评论太多，不可能摘录很多，只要能够证明，郭沫若是史学家也就够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时，最初人文组候选人有55人，经过5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28位院士中有郭沫若。胡适的日记中记载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而力争选郭沫若的是傅斯年。可见郭沫若在学术中的地位，远不是姚雪垠所讲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