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息 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组织作家走进西藏，随后推出“走进西藏”丛书后，“行走文学”突然成了出版界最大的时髦。一时之间，各家各社各路人马纷纷树起了“行走”大旗。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博库网联合打出了“走马黄河”的旗帜，旗下有龙冬、李敬泽、古清生、张石山、林白等八位作家，有关作品将以“行走文学”丛书出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则推出了“行走文学青春版”——“地理就是故事”系列，《一个女孩的湘西之旅》、《租一条船漫游江南》、《大西南游学记》、《我在西藏他在巴康》（按：“巴康”疑为康巴）等书已经面世；今年颇不平静的余秋雨以“千禧之旅”、“欧洲之行”又有意无意地赶上了这个时髦。有“首创之功”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当然不甘落后，先是在今年上半年集合云南省八位作家开展“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千里行”活动，近来又邀请贾平凹、虹影、赵毅衡、李冯、邱华栋、徐小斌等拉起了“游牧新疆”的大旗。鹭江出版社更是出手惊人，该社编辑阿正将带领人马于今年12月7日出发，把“行走”的大旗打到了南极。更叫人啧啧称奇的是，受邀者全部是人文学者，据说，这还将是全球范围内人文学者第一次登陆南极。 ——《“行走”能否走出大文学？》，《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9月16日，记者周伯军 这则消息去年发出，于今已成旧闻。现在是2001年的1月，如无意外，中青社的书应该出来了，云南社的书快写完了，而南极的企鹅正看着那几位“人文学者”。 但这则消息依然值得贴在这里，它对所谓“行走文学”做了比较完备的综述，尽管个别细节还需要修正，比如中青社的书是《走马黄河》丛书，而赵毅衡、虹影夫妇后来因故未能“游牧新疆”。 消息中出现了“李敬泽”，所以我对“行走文学”怀有一种自然的关注，我读了很多有关的报道、文章和作品，对了，我还读过一个广西的研究生彭超的《流迹雪域》，这是他自1994年始先后五次自费进藏的游历手记。然后，我感到“行走文学”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使我不是消息中人，我依然会为有关论述中的困惑、焦虑、矛盾、含混和糊涂、诡辩所吸引，这些随风而散的片断是第一手的现场物证，它们比庄重的论文更能反映“文学”在此时此地微妙的行走姿态。 二、词源 “行走文学”这个词据我所知是胡守文先生“首创”的。胡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他在1999年的《光明日报》上说出了这个词。 当然，在此之前，早有作家在“行走”，比如阿坚，云游天下，一路“穷”走，他的行纪是难得的文章。不过阿坚之“走”出于纯粹的个人趣味，你觉得他是为“走”而“走”，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把“走”和某种“走”之外的重大价值联系起来，他是狼狈不堪而快乐地“走”，你从他的身影上很难产生“人，行走在大地上”之类崇高、悲壮的感想。所以他走他的，没人理他。 后来就有了余纯顺。余纯顺死了。我认为这是“行走文学”史前时期的重要事件，余并非文学中人，他的《日记》也不是文学作品，但正是文学界对他表现出强烈的热情或激情，他几乎被文学家们重写了一遍，通过被阐释的余纯顺，“行走”进入了大境界，这不再是个人趣味或癖好，这与某种抽象的“人”的形象、“人”的理想联系起来。 于是，“行走文学”就呼之欲出了。 三、标题 在雅虎网，我搜索了一下“行走文学”，哗啦一下，冒出了313条。逐条看去，发现绝大多数是新闻报道或综述。我们有一个由作家、批评家、编辑和各级官员组成的“文学界”，但对于大众来说，真正向他们发布有关文学的信息的是记者们。当然，信息的来源仍在“文学界”，但记者们对信息进行整理和重述，简化同时强化，然后就有了富于词语效果的、有冲击力的标题： 行走文学：出版界新思路？ “行走文学”能够走多远？ 行走，能否冲破文学的困境？ “行走”能否走出大文学？ 中国作家又搞新花样 “行走文学”是“快餐”还是“大餐”？ …… 这些标题大多出现了“行走”或“行走文学”的字样，大多是选择疑问句。也就是说它首先告诉我们“出事啦”，然后对事件的意义作出判断，而“能否”和问号则同时修正姿态，似乎判断并非由媒体作出，而有待于读者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蒙断言，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到九十年代末，文学却具有了“新闻效应”。大众常常不是通过作品，而是通过新闻来感知文学的。在传统文学界之外，出现了媒体的权力，媒体向大众提供的关于文学的叙事隐含着媒体的趣味和利益。 批评家们为之焦虑，他们在文学报刊上讨论“批评的缺席”或“失语”，而媒体一点也不糊涂，这件事从来也没有成为大众报刊上的标题。 四、“用脚写作” 在《中国作家又搞新花样》这篇报道中，有如下一段： 有人把这种新鲜方式的写作称为“用脚写作”，“用脚写作”出来的文学被称为“行走文学”。 ——“用脚写作”，这真是一个新鲜说法。如果这个说法也包括我的话，我得借用一句别人在被问到“身体写作”时的回答：“我用电脑写作”。 但我感兴趣的是，“用脚写作”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它显然是化用了前一段差不多成了大众话题的“身体写作”，而“身体写作”本来是一个女性主义批评概念，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提出和运用有一套理论架构支持，后来它却散落出来，成为了效果暧昧而强烈的流行词语，其中隐含的复杂态度与它的本义有联系，也有尖锐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