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是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的。通俗文学以满足人们的快感、娱乐需要为主要目的，与之相比，纯文学承载着较多的社会文化功能，它注重表现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进、人生的哲理，用力于灵魂探索、精神建构，张扬作家的艺术个性、表达作家的思想，在人生和艺术上勇于充当探索者的角色。纯文学的定义是相对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向，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梦想家园。由于它的极大开放性，纯文学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得以顽强地延伸着自己的生命，也注定了所有关心它的人们因为它的一次次峰回路转而产生种种失落和种种希望。 一、喧闹与寂寞 八十年代是纯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学经历了复苏到振兴的过程。刚解放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以“舍我其谁”的主人翁姿态，投身于经济改革、民主建设中，扮演着社会启蒙的角色。文学在巨大的政治热情的推动下，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个又一个热点，它们以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生的关怀确立了八十年代文学的纯文学品质。 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结构，知识分子被推向社会边缘。由于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知识分子的精神优势荡然无存，从而表现出浮躁和失落。因此九十年代的作家缺乏对时代变革的积极反应、对终极价值探索的动力，也缺乏对大众关怀的热情和追求文学经典的信念。 因此纯文学失去了八十年代的光晕，表现出一冷一热两种病状：冷的是读者流失、刊物滞销。纯文学的阵地在不断地缩小，一些顶尖级的刊物，如《收获》《当代》《十月》等还可勉强支持，而一些省市级的纯文学刊物则经费困难，有的在困境中挣扎，有的则走上了通俗文学的路子，用猎奇、野史、艳情等招徕读者，打擦边球、走钢丝，常常因此触规犯禁；纯文学作家的作品不再热销，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关于上海作家现状的调查报告对比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纯文学作品发行量的变化：王安忆，80年代初作品印数几万册，现在只印几千册；叶辛，80年代初发行量最高达100多万册，现在不过两三千册；王小鹰，其时的《你为谁辩护》3万册，现在的《我们曾经相爱》不足1000册；陆星儿，原来一般七、八万册，现在只有三、四千册。纯文学刊物普遍处境艰难：“上海现在仅存的4家纯文学刊物：《萌芽》1985、1986年前的发行量35万份，现在2万份；《收获》1985、1986年前最高达百万份，现在10万份左右；《上海文学》1978、1979年达40多万册，现在2万左右；《小说界》现在发行量也只有3万份。”（据陈丽：《困境与突围——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上海作家情况的调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纯文学受冷落，使创作者纷纷流失，作家们有的改行，有的下海，还在写作的则有一部分转入了通俗文学的阵营。 当然，尽管纯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变得浮躁和失落，但从八十年代开始，仍有一些作家超越其上，坚持纯文学创作。那些作品坚持纯文学的追求，企望在物欲膨胀、精神匮乏的现实中，扛起精神的大旗，用理想和信念照亮暗淡的人生。不过从整体来看，无形的市场之手，使纯文学寂寞地退守到了社会一隅。 而大众文化在迅速崛起。歌舞厅、游乐场、摇滚乐、广告、时装表演、家庭肥皂剧、言情片、武侠片等快捷登场，形成了极其浓郁的世俗文化氛围。在此同时文坛也一派欢闹景象，传媒和出版商对文学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炒作。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琼瑶热、金庸热、汪国真热、王朔热、《废都》热、散文热、梁凤仪热、留学生文学热、文稿拍卖热、文学改编热、性文学浪潮、布老虎丛书等等，把整个文坛装点得热闹非常。 在热闹之中，不少作家自觉地放逐了世界观、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中的理性尺度，随商业化的指挥棒写作，以刺激人的感官为能事，大量地粗制滥造，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琐屑状态，写一切可以满足窥视欲的东西。在这里，刚健，大度的文学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纤细、矫作的女性文学受到热烈追捧；悲剧失去了庄严，正剧化为了闹剧；散文、随笔闲适化、私人化，小说放逐雄放和豪情。写性爱热衷于表现灵与肉分离，女性的尊严、人格、价值在许多作家笔下如同无物。曾经为思想解放而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纯文学收起了批判的锋芒，成为随大众文化漂浮的无根之物。 因此文坛热闹的表面掩饰不了纯文学内在的寂寞和收获的贫乏。九十年代的诗歌，普遍地表现出理想和激情萎缩、诗意贫乏，有的则不断重复浅薄的哲理，以弥补诗意的不足；九十年代文坛的一大特点是散文火爆，随笔风行。“新艺术散文”、“文化散文”、“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作家和学者的随笔，纷纷登场。应当说，九十年代的散文是丰收的，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如一些学者的散文成绩斐然，但相当多的散文却是闲适化和私人化的，既缺乏深度的社会体验，也缺乏博大的人生关怀；长篇小说在90年代创作数量剧增，每年有八九百部之多，相当于建国后17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总和，创下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可惜的是精品力作也不多。 纯文学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而进入了寂寞的发展时期。不少人认为纯文学跌入了低谷，有人预言它的“死亡”。事实上，纯文学一直在商业化、电子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坚韧地生存着。它既没有在商业化中沉沦和消失。也没有在电子化和全球化中丧失自身。相反在此背景下，不断调整了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形成了它的新的生存形态和生存方式，以及它未来的发展空间，离开了这一背景，就无法读解纯文学的变化，也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