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走越独特 越走越成熟 邹平： 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是多变的，但多变中有不变。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仅仅是多变是不够的，没有不变的东西是成不了大作家。王安忆创作中的不变因素有二点：一是创作态度。王安忆二十多年来执著于小说创作，安心写作，写作之外的东西她不是很关心。这符合她名字中的第二字“安”。安心地创作小说，不断地探索小说的新途径。她的小说并不是每一部都很成功，但她执着地走下去，每一部不很成功的小说就像一个个台阶，引她走向成功。二是写作方法。王安忆在写作方法上的变是大家公认的，但她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她名字中的第三个字“忆”。回忆是她写作的不变的因素。她从回忆中寻找生活，寻找题材，又从回忆或者说想象和虚构中表达精神，表达艺术。 王纪人： 不与别人趋同，不追求文学时尚，不随波逐流，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我，我行我素，我又不是我。这就是王安忆。尤其从写作《叔叔的故事》开始，这种特立独行的写作姿态，贯穿了她的整个90年代。《叔叔的故事》就是虚拟中两代作家的一次最经典的精神对话和对“叔叔”的精神审判。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新探索，具有原创性和不可重复性。在虚构中，纪实的材料逐渐符码化，以至成为一个族群的种性，甚至一个时代的人格化。“叔叔”就是一个族类的符码，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说，比典型性格的涵盖面要更大，也并无类型化之嫌。而获得此次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则来源于一则凶杀案的报道，但在这个长篇和最新的长篇《富萍》中纪实的成分又相对大大淡化，前者是一则报道触发了她的构思和无穷的联想，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和表达人物在各种复杂境遇中的行为和心理的技巧，以及叙述人特有的言说方式，而后者似乎力图节制想象，使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尽可以地以朴素和纪实的方式呈现出来。 陈思和： 20几年来，她的创作一直在跟着时代一起进步。回顾80年代崛起的那批知青作家，在90年代依旧具有广泛影响的大概只有两位，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王安忆。两个人在90年代的创作道路不完全相同，王安忆选择了一条精神性的道路。整个90年代，她面对着时代的潮流，坚持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独特的感受，越走越寂寞，也越走越成熟。如果说80年代的王安忆还裹胁在种种文学思潮的浪花里的话，那么今天的王安忆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和世界。《长恨歌》正是这样的一种表征，在这部作品里，一种底层的、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成为王安忆的创作的最坚实的依托。也正是这一意义上，王安忆的作品提示了一种超越90年代主流文学之上的关注象牙塔以外普通劳动者的可贵精神。 郜元宝： 一位大师说过，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百个人看，但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个人看一百遍。王安忆的很多作品我虽然没有看过一百遍，但也是读了很多遍的。它们在我的身体里种下了一种舒缓抑扬、充满关切和热诚的语调。或许对她的评价总会有不同之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的声音总能够被大家听到，她也还将持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女性意识和两个叙事空间 陈惠芬： 虽然王安忆多次表示她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以表示她对西方那套女性主义理论的疑义，但这却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性作家。在她的作品里，建构起了一种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视角，浸透着一种强烈的第三世界“女性意识”，这种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中国女性自身的生存体验。像在《弟兄们》里，西方女性主义者或许可以读到某种关于“女性情谊”的表述，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更容易感同身受的倒是文中某种关于女性必须化妆成“花木兰”才能顺利进入男权社会的女性“匮乏”的表述。《叔叔的故事》中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则更为深刻，“女性”问题被放置在全球性的视野里，和阶级、种族、民族等问题紧紧缠绕。 王雪瑛： 检索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显而易见的是她的笔下有轮廓清晰、界线分明的两个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另一个是以“大刘庄”或是“小鲍庄”命名的乡村。 无论是“城市”和“乡村”都是她虚构世界的载体，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对照，体现着王安忆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构筑的过程就是思想的过程。在具体的写实的日常生活的演绎中，隐含着作家形而上的思考。乡村生活的理念，对于现代人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都市的现代化过程对于乡村的生活方式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怎样的环境，怎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人的完善？心灵的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