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7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9-8445(2000)04-0041-09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肇庆学院承办的第11届学术年会于2000年11月5日至9日在广东肇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20余人出席会议,人数多,规格高,时间长,信息广,气氛热烈,思想丰富。年会围绕“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建设”和“90年代文学考察”这两个中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各抒已见,求同辨异,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集中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向。 一、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建设 1999年出版了两部很有分量、很有影响的著作,即洪子诚独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和学科建设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与会者(包括作者本人)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评论,在高度肯定其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洪子诚(北京大学)在《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问题》中指出:80年代许多优秀学者多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我也曾打算从事文学批评工作,但自己能力不够,于是退而求其“次”,作文学史研究。到了90年代,文学史研究忽然重要起来,而现状批评却有衰落的趋势。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史有那么重要吗?”我认为文学史工作不能取代文学批评,文学史当然也对现实发言,但无法取代对现实直接发言的文学批评。其次,是关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贯通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观念,是对“现当代文学”划分的一种反思,但它实际上也构成对“当代文学”的挤压,“20世纪文学史”写作中已体现了这种挤压。这很正常。我们应尽可能发现可以贯通的内部问题、内在线索,这种工作,既可以从现代文学向后延伸,也可以从当代文学的基点向上溯源。“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存留,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是借用的一种说法。外部研究侧重以确立的观念,评价体系,对对象进行评价。“内部研究”关注对象的内部逻辑,深入到对象内部,发现概念、范畴、形态的内在依据和演化逻辑。它可能更有效“解构”对象。但是,问题在于从事内部研究很有可能被对象所“同化”,而失去对文学现象的判断力和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第四,“当代史能否当代修”的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有问题是时间距离所产生的压力。这种近距离,处理亲身经历的现象,既可以增加我们的判断自信心,也可以使我们犹豫不决,而回避了必须的决断。 陈思和(复旦大学)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编修和他本人的学术研究谈了他的几点体会。首先,他认为“当代文学史”在空间上有缺陷,它实际上仅指1949年以来大陆社会主义文学,台港文学并未包括进来,这样,当代文学与台港文学无形中产生了隔离,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是不全面的。其次,是语言的局限。我们说的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汉文学史,与少数民族文学非常隔膜。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底层的文学我们并不了解。第三,是文体问题。近期上海评出的“90年代主要作品”大部分是小说,无一诗歌。90年代,诗歌多发在同仁刊物上。那么,正式发表的作品与同仁刊物上的作品有何关系?后者是否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呢?第四,是文学史的层次研究问题,从对文艺理论、文艺运动、文学作品等诸种层次划分看,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很不完备。它只是一本“初级教程”,是面对大学专科和一般本科生的。 与会者从不同角度评价了这两部著作所取得的学科建设的实绩,认为它们各有特点,可以互补。毕光明(海南师院)在《当代文学史:新写作的可能性》中认为:陈著偏重于文本阐释,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五十年》论中见史,洪著则最有史的品格,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它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展现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如强化问题意识,贯注历史批判精神,从“功能”(毛泽东文艺思想确定的文学新方向)入手寻找“结构”(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回到历史深处的方法,重构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体系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能用确定不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建立在文体研究基础上的文学本体观,去照亮晦暗的历史材料和文学事实,使新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得到实现。黄伟林(广西师大)认为两部著作在理论体系上均有重大突破,其学科意义主要在于此。陈著以“民间”、“战争文化”、“潜在写作”、“共名”、“无名”系列关键词结构文学史,显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充满内在的学理逻辑力量,文学史不再是作家作品的罗列或时间坐标的历时推移,而成为一个纵横有序的立体结构。洪著虽然不象陈著直接标明关键词,但全书贯通着严谨的学理思路,若辅以洪先生在《南方文坛》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进行观照,更可看出洪著内在的文学史理论体系。洪著对史料的爬梳不仅体现了史家“信”的原则,而且也暗藏了思想家“识”的才能。陈剑晖(华南师大)、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光东(上海大学)都对陈著所建构的文学史理论新概念表示赞赏,并作了阐发,特别强调了“潜在写作”和“民间”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