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6-0021-05 解读余华的小说，其叙事话语对旧有叙事陈规的改造是关键。但“先锋”或“新潮”，乃批评家着眼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概括；作家本身自有其念兹在兹的主题。对余华来说，主体的痛楚、苦难，主体的生存方式，乃至主体的存在与否（主体是否是一个人类自欺的幻相？），是一个纠缠不去的心结(complex)——如何在语言的牢笼里开辟出另一片切己的语言，以表达源自个体生命的经验，是驱策其不断进行叙事实验的动因。从早期处女作阶段的忧伤、惊惧，到“无情世界”的冷漠、超然，再到《在细雨中呼喊》隐约透露的温情之光，《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民间视野，余华的主体，历经了一个从泯灭到重生的过程。 一、创伤性记忆 我把余华初登文坛的三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下午》、《四月三日事件》称作他的“处女作阶段”。这三篇小说中，有两篇明确标示出主人公的年龄——十八岁。这个年龄提供了一个进入这批小说的入口。 十八岁，是一个少年初长成人的标志。这三篇有关“成人式”的小说，我相信包含着余华的成长经验，那些巨大的哀伤与失望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成他日后苦难世界的完整图景，忧伤、惊恐的情感像烟雾一般弥漫在文本里，构成了这一阶段小说的基调。与此同时，他日后小说中的重要主题：肉体与语言的施暴，蠢蠢欲动，预告燎原之势。 《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西北风呼啸的下午》都描绘了暴力所代表的成人世界馈赠给少年的见面礼。无论出外（前者），还是在内（后者），没有哪一个处所是可供荫庇的所在，“我”终至要被成人世界裹挟而去，接受它强行赋予的秩序。《四月三日事件》中，“四月三日”则可被视之为发挥着超常威力的先验能指“菲勒斯”，它的所指并不重要（臆想和现实在文本里密布疑云，勾画着“四月三日”暧昧的轮廓）。关键在于，当主人公试图以出逃来规避“四月三日”的诱捕时，恰恰完成了作为事件一种的“四月三日”，别无选择地进入了“菲勒斯”所代表的父亲、语言、权力之网。 这三篇小说都包孕了暴力的因子。但之所以把它们划归为“处女作阶段”，倒不在于风格的成熟与否，而是这一阶段的写作与此后“无情世界”阶段的写作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经由叙述者和聚焦方式所把握到的写作者的感情脉络。 在这三篇小说中，前两篇的叙述者都是戏剧化叙述者，叙述者“我”活动于故事中，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布斯：《小说修辞学》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聚焦者也是“我”，聚焦与叙述同时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四月三日事件》的叙述者虽是非戏剧化叙述者，聚焦却严格控制在“他”以内，这个“他”的感知、心理完全可以用“我”来重写（注：“有一个验证的办法可以区分内部聚焦和外部聚焦，那就是用第一人称‘重写’特定的片断。”参见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13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这样一种戏剧化、内聚焦的写作与他此后无情世界阶段的写作形成了鲜明对照：外聚焦的叙述处于一个旁观的位置上，内聚焦的“我”却卷入了事件当中，猝不及防地与事件撞上，愕然、吃惊、伤心、恐惧，所有的人事都和“我”有关，“我”被抛入了世界当中，世界非“我”能把握。——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受伤的、惊恐的“我”仍然是一个主体，即使这个主体是一个弱小的，没有力量的主体。 《一九八六年》将主体的惊惧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这篇小说削弱了人物的心理深度，在人物的内聚焦中，小说大量充斥的是“他看到街上整天下起了大雪”，“他听到屋外一片鬼哭狼嚎”等诸如此类的感官的现象描述；但是，这篇小说依然保留了适当的心理活动——幻觉。幻觉的存在证明了主体的存在，只不过这个主体是一个精神分裂式的主体。 一般所说人物的心理深度是指人物有感情、看法、思想，幻觉则是丧失正常的心理反应，思维停留在事物的表象上，产生扭曲和变形。停留于表象说明人物的认知能力被破坏，但是产生扭曲、变形，尤其是《一九八六年》中疯子具有惊人一致性，朝着一个方向变形的原因、策动力何在，仍然可以追溯到人物的潜意识或无意识——这即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心理深度”。 《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幻觉总是固执地朝向杀戮、血腥，文革的创伤性记忆不断萦回在疯子的意识里，挥之不去，引导他一次次将现实的事物认作阴森恐怖的尸体、白骨、鲜血、脓液，引导他一次次将日常的世界变成残酷惨烈的梦魇。这种在精神分析学上称为“固置”的心理痼疾甚而至于使他一再地“强迫性重复”杀戮行为——刑罚。对他人臆想的砍伐与对自己真实的自戕交织一起，历史的刑罚研究与现实的杀戮行为互为指涉，正常与非正常，历史与非历史，各种界限开始模糊，小说的末尾“疯子死了”、“疯子又出现了”，生与死的界限也开始摇摇欲坠，生人与死人殊难分清，疯子是他，是你，是我？这时候，小说中蓄意描绘的春天、夏天、每一天，忽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恰应了鲁迅先生说的“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注：《鲁迅全集》第五卷193、194页。）。 我认为这一篇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书写文革达到少有高度的不多篇章之一。这与余华所采用的叙事话语有关。新时期的“伤痕”、“反思”小说大都立足于单一的叙述主体，叙事话语的类型多半是“控诉”、“追悔”、“悼亡”，主体在这场浩劫中只是一位被骗者、受害者、暂时性癔症患者；浩劫过后主体迅速恢复“正常”身份，过去的盲信、狂热、打倒与被打倒，做神、做人、做鬼，一概自动从记忆清除，人们若无其事地在苦难的废墟上搭建起幸福的新乐园。余华的叙事话语戮破了新一轮历史书写的假象。在《一九八六年》里，疯子不再作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被“现实主义”地描绘成有血有肉、有性格深度的主体；他作为一个无名无姓、文革中具体遭遇不详的人物登场，丧失了“控诉”、“追悔”的能力，而只是一次次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行为上重返恐怖的历史，乃至“误”认现实为历史。这样一个“正常”身份无限延宕，精神分裂式的主体，也许更切近文革、前文革、后文革“似真似幻亦真亦幻”的主体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