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纯文学”期刊《收获》今年第2期上读到了王朔和冯骥才的鲁迅批评文章。 我从来认为，对王朔的批评是用不着当真的。别看他架子拉得挺开，不断大声地向手心吐唾液，但真正出起“拳”来，却伤害不了对手半根毫毛，更别说对象是鲁迅。王朔的批评总让我想起酒桌上那些愤世嫉俗的社会批评家，他们的语调本身实际上正在解构着这种批评，并为自己的同流合污做着舆论准备。王朔的批评话语也在不断地解构着他自己的批评，但他的目的倒不甚鄙下，无非是要借此吸引舆论聚焦以重塑或巩固自己的文坛顽主地位罢了——谁让王朔的小说不及以前了呢？ 但冯骥才的鲁迅批评则不同了。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种批评，它贩卖的是某些新锐批评家的思想，尽管它出自并不新锐的冯骥才先生之手。批评冯骥才的鲁迅批评却极不容易，因为他并不像新锐批评家那样锋芒毕露。熟稔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冯先生，其批评像太极拳手一样，很讲内功，在每次出手后面的“但是”中，冯先生不断称赞“鲁迅是充满责任的作家……他压给自己的使命是剪断古老的精神锁链，唤醒世人迟钝的心，催动国民的自审与自奋。”“他的偏激具有某种时代合理性”，“这个西方人的东方观一直糊里糊涂延续至今的过错，并不在鲁迅身上，而是在我们把鲁迅的神化上”……如此云手般地左推右防，不断地显示着冯先生论述的公允，以及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崇敬与爱护。但实际上，他的数次击掌都是奔着致命处去的，这就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批判。 冯先生对鲁迅成就的理解是准确的。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思想上，鲁迅的成就集中在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上。冯先生将鲁迅所批评的国民人格形象称为“文化人”：“鲁迅是第一个创造性地使用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感受、认识、分析和批判生活，然后升华出这种独特的‘文化人’来”。这里用“第一”，显然是对鲁迅的肯定，然而——“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这些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最热衷的话题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它成了西方人东方观的根本与由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请看，就这样一个“然而”，鲁迅的伟大便给锉平了许多。尽管接下来又有不少“但是”来做匡正，但就在这匡正过程中，冯先生又给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这样一来，鲁迅不仅“伟大”不起来，简直是有罪了，而且罪不可赦：因为“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面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您瞧，鲁迅不仅是传教士“话语”的传声筒，甚至成了传教士及其“西方中心主义”、“东方观”的保护神了。我等钦服鲁迅的知识“小众”中毒深莫大焉！应该感激冯骥才先生才是，是他及时地在20世纪末挑明这几乎蒙蔽人们一个世纪的文化误读——尽管责任不在鲁迅，而在我们自己。 且悬置那些“但是”吧，需要认真对待并反思的是冯先生的结论。因为对受鲁迅“蒙蔽”的我们来说，冯先生也是一个“他者”；对“他者”批评的一概拒绝，如同讳疾忌医的病人一样，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便从一位鲁学家朋友那里借来了那本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素质》（即鲁迅所说的《支那人的气质》，当时的作者翻译为史密斯），并很认真地阅读了一遍。 一 真是惭愧得很，这一读不要紧，我不仅没感觉到冯先生所说的作者那“高傲”的神态或“对中国‘人种’的贬损”，反而时不时地拍案叫绝——这《素质》对我竟有提神醒脑、排疑解惑之功效！明恩溥教士，真是个“明士”，他给我补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国民素质教育课，既修正了我近些年的某些自认为新锐的观点，又加深了我对当下中国国民性的认识。譬如，百年中国，本应以改良为主，这是近年来我曾认同的观点。但读了《素质》，我明白了，这改良对19世纪末的中国来说，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满清的政府官员，都在逐级玩弄阳奉而阴不为的游戏，政令传到基层时，早已经失效了。“这就是‘改良’，规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的”的原因。这样无效的官僚系统，能指望它来推行新政吗？这种无效，倒不单纯是政体的腐败，它也与官僚们的素质相关。明教士将这种素质归结为中国人的“柔顺与固执”。这种概括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但它却确实存在着，因为今天我们依然看得见它的影子。笔者在生活中便常常被国人这种素质搞得焦头烂额，没了脾气。譬如装修房子，领着木匠去邻居家看人家如何如何，他和你说懂了，没问题。但一做，就不对了。你说不对了，他还说没问题，人家就是这样。于是，再领着去邻居家看，再回到自己家来对比。如此数回。他才承认是走样了。但他会找出理由来，说如此这般是为你好，邻居家的不好等等。沿袭传统、固守经验、抱残守缺、自以为是，许多国人今天尚且如此，何况百年前！于是，我理解了鲁迅的激进“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动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坟》《娜拉走后怎样》）。无论是鲁迅的批评源自明教士也罢，还是“英雄所见略同”也罢，总之，明教士说的没错，起码，我服。 明教士在《素质》中涉及的“素质”缺点还有许多。其中有些纯粹属于贫穷造成的习惯，像中国农民省吃俭用，饿着肚子步行几十里也要回家吃饭之类，今天可能已经消失了，那不属于“根性”。有些属于国人缺少科学思维造成的习惯，譬如表达不清晰之类，今天仍不少见，包括一些学术会上，总有些教授在限定时间内的发言让人一头雾水，搞得听众不知是否该鼓掌。但这类“素质”并不大伤民族自尊。而有些既属于“根性”，又涉及民族自尊的“素质”，今天依然存在，却极容易触动国人的神经，并引起反感。所谓国人好“面子”就是一例。正因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揭露自己丑陋的一面，更不愿意让别人特别是外国人看到和揭露自己丑陋的一面。私下推断，冯先生对《素质》的抵触，便有这“面子”心理在作祟。中国人之间往往难以就事论事、就理说理，中国政治家难以纳谏，中国文人经不起批评，背后都与“面子”相关，因为一旦被批评，在对手或臣民或学生面前输了理，便失去了面子。梁漱溟的幼稚就在这里。直至今天，在我们的学术批评中，要么是给对方面子，一味吹捧，然后期待对方还给自己面子；要么是让对方没面子，恶意揭露，然后洋洋得意地看对方如何疗治那些“硬伤”！这种“面子”心理，甚至存在于自认为人文思想进步的学人身上，余秋雨先生就是典型一例。有人抓住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放，要求余忏悔。余应不应当忏悔，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但余在“文革”中的实际表现，却是个事实确证问题。余秋雨自认为清白，但却拒绝回答后一个问题，并以这样一段妙论做辩护：我肯定是没有尾巴的；但有人让我当众脱下裤子验证，这个过程本身是不能接受的。余秋雨这个比喻太生动了，生动之处在于，他将辨明事实的过程，视为当众脱裤子；何为脱裤子？就是大掉面子！这表明余秋雨在思想深处对丢“面子”的恐惧。由此可见，即便中国学者真能忏悔，如果要达到卢梭的水平，我想，还得再过100年；今天那些互让对方忏悔的举动，不过是一种文人间争面子保面子的炒作而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人文价值。
